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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不 XX」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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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真 2003. 12. 13.

原載【哈巴狗電台】


自由不是表現在「XX」上,而是表現在「不XX」。因為「XX」是正面的,而一個想法必然有著正反兩面,它的價值或內涵卻往往不是由所謂正向的一面來呈現,而是由負面來呈現。

任何一個概念都是不可捉摸的,就像鬼一樣,它是透明的,我們要讓它現身的方式就是弄個背景反襯,襯托出它真實的影像。

比方說,我之所以能理解「勇敢」,是因為我知道「不勇敢」是怎麼一回事;我之所以能理解「健康」,是因為我知道生了病是怎麼一回事。正面的東西通常是沒有「內涵」(content)的,事物的內涵是以負面的方式來填上。

我不可能給「健康」一個「正面的」(positive)描述,因為任何這樣的描述都是獨斷的(arbitrary),而且破綻百出。不過,雖然我們根本說不出來「健康」這東西的內涵是什麼,但我們卻能清楚地掌握一個個疾病。或者說,我們只能理解什麼是「不健康」。

比方說你來掛我門診,問說:「醫生,我的肝很健康嗎?」經過一番檢查,我說:「嗯,還不錯,沒什麼問題。」這時候,我所謂「還不錯」的意思並不是我知道「健康」的正面內涵是什麼,而是說我並沒有在你身上找到什麼「問題」;我是藉著「尋找問題」的負面方式,來理解所謂正面的事物。

市面上不是常可以看到這樣的說法嗎?比方說鼓吹愛。溫馨的人們也許會說「愛,就是記得他的生日。」這就是一種從正面的方式來理解一個概念的作法。可惜這樣的方式難以成立,因為不記得某個人生日,絕不表示我們不愛他,反之亦然。不管你提出的正面內涵多麼思慮周密,依然到處都會是破綻,因為這個所謂「正面內涵」經常是獨斷而不具有任何描述意義的。

奇怪的是,很多人,特別是自以為是正人君子那一類的人,特別喜歡從正面的方式來教忠教孝,進而把它當成一種行為上的檢驗標準。

「負面」既然是事物的內涵或意義的來源,保護「不XX的自由」,自然會比保護「XX的自由」來得更重要。

教會公報在四、五年前吧,把我和一些朋友或網友有關「愛台灣」的幾封 E-MAIL 往來給刊出來。我是反派,我說我有不愛台灣的自由;我的爭論焦點是:我是否擁有這樣的自由?如果有,那麼,如果你還罵我什麼不愛台灣,那你就是存心想侵犯我的自由。

可是,這樣的討論,報紙登出來時,卻給它大大轉了個彎,我們全部變成了正人君子,變成一種「我們應該『如何』愛台灣」的討論。意思似乎是說「愛台灣」是一種不容置疑的真理,因此,我們所要討論的只是「如何」來實踐這個真理;我們的爭議只是一種「我們該『如何』愛台灣」的技術問題。

但這是錯的,因為我們不是在談論科學,不是在談論一種技術。不管乍看之下多麼偉大、美好的人文觀點,既然有它正向一面存在的權利空間,就必然有它負向一面存在的平等權利空間。把負面的存在空間給強迫壓縮之,那不但是道德上野蠻,也是理性上愚蠢的。

如果你有「愛台灣」的自由,那我就有「不愛台灣」的自由;如果你有「衣著暴露」的自由,那我就有「衣冠整齊」的自由;如果你有「追求真理」的自由,那我就有「迷信」的自由。依此類推,而這才是解放的精神。企圖把所有人都往一種所謂「進步」的方向擠壓,那是十分可惡,也是非常愚昧的。

就算是無所不能的神,尚且都肯給人「不信神」的自由,但很多有為之士或正人君子卻經常以為自己比神還大,硬是不准別人有「不XX」的自由。

即便是科學也一樣,有著或正或反的各種自由,更何況是一點也不科學的人文問題。

即便是科學也是說不準的,今天的所謂真理之路,也許明天就被視為此路不通;反之亦然,山窮水盡疑無路,倒很可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大概是 1975年吧,包括十多位諾貝爾獎得主在內的近兩百位世界著名科學家,正義凜然地發表一篇聯合聲明,反對占星術,哲學家 Paul Feyerabend卻站出來幹譙這樣的一種乍看理所當然的「正義之聲」。

這人是個怪才,之前唸過物理和數學,生平卻酷愛戲劇,在一片「科學的」(scientific)哲學風潮中,他認為某些劇作家比哲學家更像哲學家。他說,如果那些作家不夠格稱為哲學家,那他也不想擁有哲學家的頭銜。

他主要的想法之一就是有關理性和方法。他不認為方法上有什麼高人一等的帝王之路,也不認為所謂「科學」可以獨佔「理性」這頂桂冠。他的方法論就是沒有方法,怎麼幹都行;他的理性就是沒有理性,凡事皆可。

我舉這麼一個激進的「方法論上的無政府主義者」來做為幫手,乍聽之下,似乎和我向來所推崇的理性精神有點矛盾,自打嘴巴,但其實沒有。不過那不是我現在要講的。我只是要藉他之反對別人之企圖消滅占星術和中醫一事來說明,即便是追求「客觀真理」的科學,也依然留給「迷信」一個發展空間,更何況是概念地位完全平等的人文觀點。

有什麼理由說我們大家一定都要愛台灣呢?我就是不愛,不行嗎?有什麼理由說這樣那樣的一些行為就叫做「進步」呢?就算有,我不想那麼進步,難道不行?天地這麼大,既然你們這麼進步、文明,難道連我這麼一點卑微無害的生命都容不下?非得要我跟你們一樣進步才行?有這種道理嗎?而這又是哪門子的進步和理性?

這裏很容易產生一個重大的誤會。那就是以為我是在說:某些觀點必然是好的、優秀的、進步的,但我們應該像個慈悲家那樣,留一點空間給那些意味著畸零的、腐敗的、落後的、野蠻的觀點。

但我完全不是這個意思,因為這彷彿意味著我們知道「進步」和「落後」的評價標準是什麼;彷彿意味著「總有一天」,我們對人事物的各種觀點,「終究」可以向著一個「至善」的點靠攏。到了那一天,一切就大功告成。比方說,一加一等於二這個答案一旦被找到,「二」就是這個問題的真理;你可以不信一加一等於二,但你的「不信」畢竟只是一種迷信;而我可以慈悲地「包容」你的迷信。

我不相信人事觀點適用於這樣的一種真理模式,我不相信這個適用性;或者說,我不相信我們能找到一種獨立於人類觀點之外的客觀評價標準(criteria),可據以評價所謂「進步」或「落後」。

之所以不可能存在這樣的一個評價標準是因為,當我們提出這樣一個標準時,我們其實只是在提出一種有待檢驗的東西。但是,就像維根斯坦所說,一切有待檢驗的東西,都不可能是一種「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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