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上台助講了幾場，並參與幕後文宣工作。參與者還有劉峰松老師及洪惟仁先生。我記得當時寫了一篇「膾炙人口」的助選文宣，報上還特別報導這篇「至情至性」的文宣對中間選民的「吸引力」。

選舉過後，我助選的對象落選。沒兩天，風聲傳來，國民黨要抓人。一個月後，我果然就收到了「台端涉嫌叛亂」的法院傳票。傳票傳了兩次後，當事人若仍不出庭，依法可以拘提。我生日那一天，第三張傳票以限時掛號寄到我租的地方。

怎麼辦？再不出庭，就要來強制拘提了。學姐已經去了美國。同志們都說，來日方長，留得青山在，把學業完成，何必在這節骨眼與國民黨拼生死？

當時在台權會工作的陳菊打電話來說，陳真你出庭吧，在法庭上你就說你的台獨思想只是一種言論，強調言論自由無罪，大家會替你辯護。

劉峰松和翁金珠老師說，「陳『醫師』（我那時還在實習），你出庭吧，國民黨不敢對你怎麼樣。」

記得當時陳永興醫師正發起一個運動，主張一種更開闊的言論自由，包括主張台獨的言論自由。我的好朋友，當時在台大醫院教書的小兒科楊明倫教授（現在在美國），寫信跟我說，「陳真你出庭吧；將來才能為台灣兒童做更多事。」

不久，陳菊又打電話來，語氣不悅地說，「你出庭吧，何必搞抗爭？」「你只要強調那是一種言論自由，就不會有罪了。」我說，「我最厭惡的事就是妳說的那種『抗爭』，我也絕對不需要任何人來聲援我。聲援我是錯的，不道德的，自欺欺人的。」

曾貴海醫師和李慶雄律師也打了幾次電話或寫信來，勸我出庭，他們說，可以用「言論自由」來「脫罪」。李律師說，公文上是「偵」字案，屬於「罪證確鑿」，「你真的要進去『裏面』嗎？」

當我收到第三張傳票那一天，我想了許久，幾乎徹夜難眠，想的不是前途，而是父母。想不到有些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如此困難。

想了一夜之後，我一一回信或回電給一些朋友，並且寫信給在美國的學姐說，「我決定不出庭，我要坐牢，我此時若不照我心裏所認為正當的事去做，將來我很難面對自己。」

我記得我給楊明倫醫師的信裏還講到梭羅。我說，我不能想顧前途，又想顧良心，兩者如果起了衝突，我只能選擇後者。

對我們一向十分照顧的楊明倫醫師寫信和打電話來，說他無話可說，說他能理解我對梭羅的嚮往。劉峰松老師更常打電話來，幾乎天天和我碰面（我在彰化基督教醫院實習）。他們兩人幾次跟我說，你文筆不錯，寫東西又快，何妨逐日記下這一切荒謬的政治經歷，將來可以做為一種史料。

但我總是說，當你活在一種歷史當中時，你很難一邊寫歷史；也許有一天我會寫，但不是現在。他們說，當你想寫時，很多事你可能都忘了。我說，屆時若還記得的，那或許才是真正重要的事。

當年，陳婉真成為第一個闖關回台的黑名單人士，出現在鄭南榕的喪禮上；當大家排隊瞻仰遺容時，排在我前面的人一轉頭，我嚇了一大跳，怎麼是陳婉真！

陳婉真住彰化，後來我們私下碰了面，聊起我所創立的兒福（台灣兒童福利協進會），聊起因此流落異鄉的學姐。我和陳婉真以及劉峰松老師，三個人第一次相聚時，不約而同都穿了一件胸前是鄭南榕肖像的汗衫，當我們一起走進一家餐廳時，全場側目，彷彿來了一群恐怖份子。

後來，劉峰松老師見我心意已決，他說他只想要求我一件事，那就是拘提後，我必須同意交保，他會把我保出來。我說我不要；我不要在國民黨政權下玩這些自欺欺人的司法遊戲。但劉老師仍一直勸我，他說，我的「拒絕玩」本身就是一種「玩」；我的「拒絕抗爭」本身就是最大的抗爭。我聽了，不置可否。

後來，他問我肯不肯出來選立委。他說他大概能支持一席當選沒問題，如果我願意，錢和人等等這些事都不是問題，由他來張羅；我若當選，照樣可以保有醫生身份，就像洪奇昌那樣。但我拒絕了。他要我再考慮考慮，我說我不需考慮，我自知個性不適合政壇，更怕進一步連累我的家人。

我決定不出庭後，寫了篇聲明叫《向不義的政權叛亂，是正直的公民應盡的責任》，登在《新潮流》雜誌。我在聲明中說，這案子對我來說，已經結束，不管將來怎麼判決，怎麼演變，對我來說都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因為我已經想清楚，我不可能一邊叫大家做一個正直的公民，一邊自己卻想「脫罪」。當我想清楚之後，這案子就已經結束；我不要再為它浪費心思和無謂口舌；我更不歡迎任何聲援。

這就是整篇聲明的要點，但我的朋友及同志們，顯然不對我所講的話當真。因此，他們仍然依照以往模式，準備發動聲援。報上還把我捧成「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其實我成績很差，名次倒數比較快），說我遭受政治「迫害」。我打電話去報社要求更正或停止報導。

我說，沒有人迫害我，也沒有人能迫害我，我所做的一切，完全是我自願且樂意去做、應該去做，請你們不要侮辱我，不要把我弄得猥瑣。

但朋友們顯然不知道我在說什麼。甚至有一家「愛台灣」的報社，還進一步自己幻想說我受到壓力，所以要求媒體噤聲。報社甚至還繪聲繪影說我要追隨鄭南榕和詹益樺的腳步，說我準備在拘捕時自焚。同志們還跟報社爆料說，陳真是這樣的個性沒錯，他會自焚。

之後當然又引來更多關切。比方說，台權會決議派柯旗化老師和曾貴海及李慶雄等，和我溝通，要我打消自焚的念頭。曾貴海找我吃飯，一邊吃，一邊吞吞吐吐有話不敢說，原來是要勸我不要自焚。我說，我根本沒有要自焚啊。他說，是陳永興接到密電，有人自稱是我的好友，打電話跟他提出警告。

我根本不是那樣的個性。我不會出庭，我願意坐牢，但我不會為此傷人或傷害自己；那不是我的風格，我不認為抗爭必須如此抗爭法；對我來說，蔑視或沉默或不予理會，平靜地接受一切折磨和誤解，就是最大的抗爭。

我的犯罪證據是幾捲演講會場上的錄影帶，我在演講中說，「人們不但有權力推翻不義政權，而且那是一種義務，是咱們做為一個正直的公民應該要承擔的義務。」我既然這麼講，當那真實的考驗來臨時，難道我還好意思說我無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