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讓我有家歸不得

詹益樺是我好朋友。1989 年的「五一九」，他在總統府前自焚；自焚時身上帶著一本聖經。當他點燃身上隱藏的汽油時，把聖經扔向總統府。有人說他喊了一句「主啊！請原諒他們。」但我沒聽到這句話，可能是因為現場太吵。事實上，他自焚前後，一直到目送他從台大醫院太平間運走為止，我都一直在他身旁。

早年寫過一篇紀念阿樺的文章，收錄在曾心儀編的一本書裏頭，題目叫做「一個謙卑而慕道的草根工作者」，講阿樺的樸素和憐憫以及他對於「理性討論」之推崇。鄭南榕我不熟，不敢亂說，但是，阿樺如果還活在，雖然他主張台獨，肯定也會痛恨民進黨這種族群對立的炒作和充滿排它性的所謂「愛台灣」社會氣氛。

即便在那激情抗爭的年代，阿樺也很不喜歡非理性的政治文化。好幾次，他脫離同志聚會現場，大搖其頭地走過來跟我抱怨說：「聽人家整天罵國民黨，真是一種『心靈刑求』。」

阿樺之前是個船員，在一次船難中，在荷蘭被當地人救起，得到無條件的細心照料。阿樺說，這事情給他很深的刺激，他說，連外國人都能善待異鄉人，為什麼台灣人卻互相壓迫？這次船難之後，他加入反對運動，成為一名基層志工。

一個黨，看是要左要右要統要獨都無所謂，但不能做出喪盡天良的事來謀取選票利益，比方說以整個國家安全和眾人身家性命做為選票睹注，比方說挑撥群族對立和仇恨，比方說教導下一代一種仇視或排斥中國人和中華文化的意識。不可思議的是，人民居然能忍受這樣的惡搞，甚至大力支持。

選舉就像瘟疫一樣，定期來襲，群魔亂舞，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再難聽的屁話、鬼話和手段也都能贏得如雷掌聲。原本已經夠悶的社會文化和教育，變得更令人窒息，更教條，更荒唐，更不可理喻。

綠色執政的本質，似乎就是不講理；只要會表演，會作秀，會喊愛台灣，會罵中國，幾乎就可以當選。而且罵得越誇張、越不堪入耳，就越有票。難道不是這樣？難道你的地方上沒有一堆這種「愛台灣」的恐怖政客？

不要懷疑我的血統，我是所謂「正港ㄟ台灣郎」；也不要懷疑我「愛台灣」的思想不夠「純正」，我不但是老黨外，也是台灣最後一宗叛亂案的主角，正式罪名有二：「台獨」及「煽動群眾推翻政府」。但我不明白，世上會有什麼樣的愛，必須以醜化或敵視一整個族群為基礎？我更無法理解，世上會有什麼樣偉大的目標，必須不擇手段方能達成？

難道我們過去所承受的羞辱和壓迫還不夠多？難道我們過去所承受的痛苦還不夠深刻？如果那些痛苦真的刻骨銘心，為什麼要讓這樣的悲劇延續，甚至擴大？

甘地曾這麼說：

「即使在一剎那間對英國人抱持著仇恨的態度，也是有損於人類尊嚴，有損於印度的尊嚴。仇恨罪惡，但不要仇恨作惡者。在印度，恐怕沒有人能宣稱比我更猛烈地批評英國統治者和腐敗制度。我毫不猶豫地把這個使我們痛苦的英國政府制度稱呼為『惡魔』，我認為它一無是處。但如果印度的自由意味著消滅英國或仇視英國人，那我寧可不要印度的自由。」

可是，在「愛台灣」的大帽子下，一些原本美好的人事物，只要和「中國」沾上邊，居然變成醜陋和邪惡的化身，謂之「中國毒素」。連根本不具族群意義的 SARS、愛滋病等，也硬要建立起連結，妖魔化一整個族群，硬要把「中國」人和「骯髒、下流」畫上等號。這種家鄉，實在讓人很想移民。

飛彈一點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仇恨和歧視。我的確不相信武器和仇恨的力量，我相信，只有正直和善意，才有可能抵擋得住一切風雨，勝過一切暴力。

長期留學在外，返鄉日期越近，就越害怕。好恐怖的社會，不但豺狼當道，而且充滿歧視，比方說歧視外勞。家鄉如異鄉，越來越陌生。台灣啊，我的家，怎麼會變成這樣？這真的是我的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