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題，於廣州

無題，於廣州

陳真
2024.03.30.

無題，人在廣州考察，入夜時，在路邊一個傳統菜市場發呆，沒事做，隨手寫寫。

我的人生不是像地獄，而是它就是地獄。支撐著我的唯一原因就是心頭上那些人，在送他們走上黃泉路之前，我無論如何都會咬牙活著。

除了快樂童年之外，我的人生分成兩集。第一集是這樣，每當需要填寫一些正式的表格資料時，住址一欄我都不知道要填哪裡。我沒有家，曾經有個時期，一年搬了幾十次家，那樣的家也算家嗎？

三十幾年前，在林口長庚工作，租了一間頂樓違建的小房間，樓下是私娼寮與工地工人的臨時住所，不論是白天晚上，門口常有人徘徊往屋子裡觀望，詢問我嫖妓價格多少？我的房東太太就是經營這家私娼寮的老鴇。我常擔心當我上班時當時失學在家的學姐一人在家的安危。

我們沒有自己的衛浴空間，而是與幾個工人家庭共用，他們經常上廁所不關門，看到你也來上廁所時，還會坐在馬桶上一邊大便一邊跟你打招呼。

物質條件差不是問題，問題是這能不能算是一個家？

我的人生上集沒有家，下集呢？家就是地獄，地獄就是我的家。

台灣有21個縣市，我長期住過的就有13個縣市，前後租過上百個房間，有時搬家的紙箱都還沒打開，又得搬家了。異國它鄉的劍橋住了十年，反倒成為我住過最久的一個地方，但它終究不是家。

人生上集無家可填，無家可歸，下集更慘，地獄就是我的家。

你真的想了解我、進入我的世界嗎？那就到地獄來吧！

我能理解北野武為什麼那麼討厭宮崎駿的電影。我也討厭，雖然我從沒看過，但我聞氣味就知道，太假了，那是塑膠，不是生命。

以地獄為家的地獄人對生命幽微之處很敏感，細如毫，重如山，厭惡風涼，沒法裝蒜。就像文溫德斯的電影 “慾望之翼” 裡那些天使，能聽見人們心裡的聲音，察覺世人難以言喻的悲歡。

我知道世界上多得是過爽日子的鳥人，老是喜歡教人應該這樣那樣，滿口溫馨鳥話。那是因為他們不知人生，不知道什麼是地獄。

記得好像是杜斯妥也夫斯基說的：“人生的悲劇就是不知道自己是幸福的。”

我很喜歡這句話，但我仍然無法無視於地獄烈火。

鳥人們至少應該相信一件事：那就是我不是公子哥，不是草莓族，我對痛苦折磨的忍受能力超乎常人，光是外在那些可知可見可訴說的傷害與折磨，恐怕都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其萬一。

人生烈焰折磨了大半輩子，其實都是過眼雲煙。只要你願意無視，再大的個人痛苦不過是微風一陣。因為，一切自身的痛苦根本不是一回事。真正的地獄是他人之痛，更不用說心上人。

我沒法訴說地獄。倘若能訴說，我應該說嗎？後人需要知道一個普通人在想些什麼以及一生經歷了一些什麼嗎？

曾有人研究發現，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九九九的人，他存留世上的一切生活痕跡以及所有與他有關的記憶，在他過世一百年後，將全部消失，蕩然無存，彷彿世上根本從來就沒有這個人。我難道不也是這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九九的人之一？

年少至今，寫了一兩千萬字，公諸於世、散落各處的大約一半。未曾公開的，多半只是一些想法，抽象的，現實的，成篇的，破碎的，哲學的，雜文的，學術的，通俗的，統統都與我個人無關。

不論公開與否，即使裡頭有些個人生活經驗為例，但仍微乎其微。我其實從未談過自己，我的人生只有一個讀者，那就是我自己，沒有一個人確切知道我從小至今是怎麼樣活過這兩萬個日子。

幾十年來，曾有幾次著手整理，企圖逐一出版，但在最後一刻我卻都踩了煞車。

1997年，來英國求學前夕，有一天，很意外接到林宗義教授的來電。他說他是從陳永興醫師那邊拿到我的電話。

我們頭一次講電話就講了一個多小時。在電話的另一頭，他拿著我的一篇演講文章逐字念出一些段落。我完全不記得自己寫了些什麼，只記得那篇講稿的題目是：”科學：一個可疑的遊戲”。

林教授說，他在中研院有個個人研究室，他想給我鑰匙，讓我可以隨時使用。他另外還提出一個要求，希望我往後把我寫的每一篇文章都印下來，寄到加拿大給他。

我依照他的要求，每隔一段時間就印一些文章寄去他在加拿大的家。他偶爾會回信誇讚。就這樣寄了兩年之後，我就沒再寄了。

一部分是因為我在政治上已經跟綠營割袍斷義，走上對立面，而他卻被綠營所膜拜，我怕他尷尬。

一部分原因是我覺得寄這些東西給別人看，感覺很奇怪。況且很多文章只是隨手隨寫，並無深意，甚至滿口粗話髒話，難道也要寄給這樣一位溫文儒雅的長輩看？

范光棣也曾要我傳一些文章給他看，是否成篇無所謂，中文英文筆記雜記三言兩語都行，不拘形式。

范光棣跟維根斯坦一樣，認為哲學怎麼寫都行，表達形式不是問題。

范老生病後，常寫信給我，比過去寫得更多，常提起死亡。他說他不在乎死，但不希望死前活得不像樣，所以從網上花了幾百美金買了一顆安樂死藥丸，準備必要時自我了斷。

後來，他確實經歷了很多恐怖病痛折磨，他說生不如死。但我始終相信，他不會真的去吃那顆藥丸，因為我知道他其實總是懷抱著對於明天的希望，我相信他一定會忍耐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我曾在病床邊開玩笑跟他說，你那顆安樂死藥丸要不要乾脆給我好了，我應該會比你更需要它。他後來傳給我一個網址，要我自己去買。我沒買，因為我知道我必須努力好好健康活著。

在他過世的前幾個月，在一次從鬼門關救回之後，他突然寫信來說他有一件跟我有關、非常重要的事必須用電話談，要我接電話。我問他什麼事？他說他要幫我出書，只要我同意，他說他馬上就可以幫我出一系列的書。只要我授權委託給他，我什麼都不必做，只要對每個步驟表示點頭搖頭就行，其他的一切，他全部可以一手包辦。

他一直要我接電話，想說服我。我後來接了電話，但還是沒有同意出書，但我很感激他在病榻之中的生命尾聲，居然還想著要為我這樣一個無名小卒出書。

我在1999年曾辜負他一次。這是第二次。除了家人，我敢說我這輩子不曾對不起其他任何人，除了范光棣之外。

大陸有一個暢銷雜誌叫做 “讀者”，差不多是2011年時，寫信來邀稿，並問及一事，他們聽說我曾對不起范光棣，很好奇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

我說那事在旁人看來肯定會覺得根本沒什麼，但我卻因為這件事感到很自責很痛苦。該雜誌編輯希望我透露一些，我就在信裡頭把這事說個大概。編輯先生回信說，如果我不反對，他們直接就可以把我的這封信刊登出來。

我記得我好像沒有再回信，一直到現在十幾年過去了，我仍然沒有回信。因為，就在編輯先生提到他們想刊登我那封信時，我爸過世。那年是2012年，我從此陷入一段長達數年的黑暗時期，斷絕了幾乎所有對外聯繫，並從此辭去所有演講或授課邀約以及所有臨床工作以外的職位。

1999年好像是三月吧，記得就在我生日前後那幾天，范光棣說他離開學界數十年，拒絕參加各種研討會，決定為我破例，重返學界。

他來到劍橋找我，我們約在三一學院的宿舍見面。那天晚上，他送給我他來參加一個僅有三、四個人參加的對話座談的手稿，題目是關於維根斯坦與馬克思。

那一天，范光棣和我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以後想說再說。

也許是因為維根斯坦，也許是因為哲學上、思想上的某種共鳴，我常覺得范光棣是最了解我的人之一。自從他過世之後，我特別感到寂寞。

他其實並不清楚我的生平，但是，跟他之間的三言兩語，我總感覺他彷彿能理解我，相信我 ，直接走入我的內心。也許這不光是因為哲學，不光是因為維根斯坦，同時也因為他也曾走過地獄。

維根斯坦臨終時，醫生要他撐住一口氣，等朋友們來看他。維根斯坦撐不住了，告訴醫生說，朋友們待會兒來了，就請告訴他們說：“我有一個美好人生。” 說完便嚥下最後一口氣。

我不知道當有一天自己來到生命終點時，是否能由衷體認杜斯妥也夫斯基或維根斯坦所說的人生美好。但我知道，我走過地獄，身處烈焰，無比痛苦，無盡可悲。但我依然感謝這樣一個人生，我不會太快讓它謝幕，因為我心頭上還有著一些人，我必須為他們而活。

至於范光棣介紹的那顆安樂死藥丸，我應該暫時還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