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美國「傳統」下的戰爭

在某種熱情的牽動下，英國首相布萊爾比任何一個自安東尼伊頓（Anthony Eton）以來的首相，都還吐露了更多接近事實的意圖。他在工黨年度大會上配合華府動向的維多利亞式冗長演說，讓我們不禁警覺到帝國主義重返尊貴之路的企圖似乎已然展開。大家仔細聽！聽聽那手擲炸彈的翩翩基督教紳士是怎麼說的。他告訴我們，他們之所以致力於創造美好世界的遠景，是為了幫助那些「受饑餓的、受苦的、失去家園的、無知的和由迦薩貧民窟到阿富汗山區所有貧困的人們。」再仔細聽！當他一方面不分男女老幼皆給他投彈轟炸，讓飢餓孩童無法得到食物來源時，一方面卻還不忘提醒大家要關心「阿富汗的女權」。

這一切都只是個黑色笑話嗎？當然不是。社會學家法蘭克富爾地（Frank Furedi）在他的「帝國主義的新意識形態」（New Ideology of Imperialism）一書中，早已提醒我們：稍早前「帝國主義的道德宣稱在西方少受質疑。帝國主義和西方勢力全球性的擴張，毫無含糊地被正面呈現為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但是，當法西斯主義及其種族和文化的優越感也被識破為一種帝國主義的形式時，帝國主義的企圖就不再能成功了，而這字眼也從學術論述中消失。連最好的史達林主義式的帝國主義傳統，今日也已消亡。

自冷戰結束以來，興起了一種新的局面。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危機，如中東地區的浴血戰，和非洲商品市場的破壞—這泰半也是帝國主義的傑作，反倒成了合理化過去帝國主義的藉口。雖然「帝國主義」這辭彙已不好再明目張膽地拿來宣揚，但是，今日西方的知識菁英們，不管是保守派或自由主義派，卻都大膽地呼應布希和布萊爾較喜歡的委婉說法—「文明」。比方說，義大利首相貝魯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和自由派編輯哈洛伊凡斯（Harold Evans）認為，「文明」之真正意涵是要和那些「不文明的」、「較次等的」、且有可能挑戰「西方價值」的一方相比較時，才有可能彰顯；而所謂「西方價值」，也就是上帝所賦予「文明的一方」控制和掠奪「不文明世界」的權利。

先前如果有人認為世貿中心攻擊事件與帝國主義之造孽無關，那麼，賓拉登—一個帝國主義的衍生物，在他的錄影帶中對美國之「神聖性」的冒犯，和對美國之巴勒斯坦及伊拉克政策的嚴厲批評，都已瓦解了這樣的說法。至少，賓拉登並沒有提到對種種「現代性」和「迷你裙」的仇恨—這類所謂「對文明的挑戰」之解釋，往往是由醉心「美國主義」這超級「文明」的人們所提出。

美國帝國主義之暴力規模，其持續性以及對全球的影響，永遠是菁英階層最大的禁忌。比方說，連美國對越南的那樣一種謀殺式的侵略行動，也都能被戰略評論家們美化為一種「不小心涉入」，卻又「深陷泥淖」的「高貴任務」。好萊塢影片長久以來將這場災難的血跡，清洗得一乾二淨，就如同它同時也型塑了許多人對當代歷史和人類其它事務的一種理解方式。久而久之，現在連許多新聞本身其實也受到好萊塢式觀點的「啟發」。當這些「新聞」透過神奇科技的放大效果，呈現在世人眼前時，旋即完成了一種為西方世界「洗罪」的內在「任務」。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無法見識帝國主義所經之路的諸多血跡斑斑，其實也就不足為奇了。

真是很「湊巧」，美國攻擊阿富汗所使用的一些轟炸機，其實就是三十年前將印尼破壞大半的B52轟炸機。美國情報局檔案清楚地指出，當年單是在高棉一地，就有六十萬人死在美國的炸彈之下，而這正造成了日後波帕獨裁政權的興起。現在媒體如果提到「狄亞哥加西亞」（Diego Garcia）這個地方時，總是不願詳加說明這就是B52轟炸機補充燃料的地方。三十五年前，哈洛威爾遜（Harold Wilson）主導下的英國政府，在不顧聯合國的反對之下，祕密地將狄亞哥加西亞這個印度洋小島的人口全部驅逐，然後把它移交給美國，做為美國的永久核廢料棄置場和長程飛彈控制中東地區的基地。這事一直到這島上的居民在去年贏得高等法院勝訴後，這段帝國驅逐史，才首度見諸英國媒體。

也是很「湊巧」！約翰尼格彭德（John Negroponte）是布希派至聯合國的大使。最近，他公開對全世界發出恫嚇，表示美國「必要時」將攻擊更多國家。當尼格彭德在八零年代初期擔任美國駐宏都拉斯大使時，在美國的出資下，他一手策劃以「步兵三一六」之惡名著稱的暗殺小組。這個死亡小組，在美國於鄰近的尼加拉瓜進行「反」恐怖戰爭時，在宏國境內也一併殲滅了民主反對派勢力。謀殺教師和割斷婦孺的咽喉正是「步兵三一六」的專長，而這也正是拉丁美洲人民長期以來所承受的恐怖主義。問題是，這些恐怖主義的主要屠殺者和其背後暴君，卻都是由這個號稱「對抗全球恐怖主義」的偉大國度所嚴格訓練和慷慨出資。單是在佛羅里達一州，美國所保護的恐怖主義者和刺客之數量，恐怕都比全球各地加起來的恐怖份子總數都還要多。

媒體並沒有告訴我們，這場「反恐怖主義之戰」之最大目的其實乃是在於鞏固美國勢力之多重目標，包括：賄賂並鎮壓前蘇聯在中亞所控制的腐敗脆弱政府，以利美國勢力延伸至此；剝削世界最後一處仍未開發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佔領馬其頓，以完成其在巴爾幹半島之殖民長程目標的最後階段；美國軍火生意的擴張；加速貿易自由主義等等。

當布萊爾首相在布萊頓工黨會議中說要讓窮人「能接近市場，所以我們才算實踐了我們所最愛宣揚的自由貿易」時，他是什麼意思呢？他嘗試激發人們對「被擋在門外」所應有的不平和憤怒。所以，當飛彈丟落在窮人頭上時，如「世界貿易組織」（WTO）所宣稱的，我們同時也給了窮人「更多的參與」。但是，這些所謂「參與」，其實也只是製造更多私有化企業，更多結構上的調整，更多對資源和市場的偷竊與霸佔，以及更多對關稅保護的破壞而已。

這個月中，「貿易與企業部」秘書長派翠霞何魏（Patricia Hewitt）召集了各個民間援助機構。會議中，她告訴人們說，自九一一以來，我們更加「迫切需要」給予窮人「更多的貿易自由」。她其實可以用她的「國際發展部」同僚克萊兒薛特（Clare Short）之介入許多貧窮國家的例子來說明其所謂「貿易自由」。實在是很諷刺，這個「國際發展部」總是力挺那些為了掠奪人民珍貴水資源而不惜草菅人命的英國跨國企業。

布希和布萊爾宣稱「世界輿論與我們同在」。這樣講不太對，他應該說，他們有各懷鬼胎的世界各國菁英與他們同在。比方說，蘇俄總統普丁之攻擊車臣，現已可大方進行；中國之對付異己，也已被默許。另外，當一顆顆飛彈不斷掉落在阿富汗的境內，或是甚至不久以後的伊拉克時，伊斯蘭和阿拉伯強硬派，勢必也會將戰線拉在兩方狂熱份子都很期待的所謂「文明的衝突」上。當這一切醜劇如諷刺畫般呈現在我們的眼前時，令人難過的是，世界各地許多人對九一一受難者所懷的同情，也逐漸淹沒在對西方國家蠻橫的雙重標準之憤恨中。

救世主般的布萊爾此次的唯一成就是，刺激了英國排外主義的再度復興。從他聲嘶力竭的好戰姿態看得出來，他只不過是個對戰爭所知無幾的政治和媒體菁英。大眾其實從未授意政府出兵殺害無辜的阿富汗人民，比如說那些冒著生命危險清除地雷卻死於美國飛彈的阿富汗人。這些行為，確實讓人無法區分英美兩國領袖和那些摧毀雙子星大樓的人有什麼不同。歷史上，也很少有首相與民意脫節至此。蓋洛普的調查顯示，百分之八十二的英國人認為「只有在犯罪者的身分完全確立後，才可進行軍事行動，即使這調查得費時數月。」

可是，那些領受薪津為民喉舌的民意代表，現在卻一個個噤若寒蟬；那些過去在國會以敢言著稱的人，現在究竟羞藏何處而悶不吭聲？那些高唱「公民社會」的聲音也大多不見了。特別是那些經常接受政府補助、「企業化經營」的人道救援機構，當他們宣稱所謂「政治中立」時，卻忘了他們如果敢大聲為那些任人轟炸的貧民發言，那將會拯救多少生命？！少數敢言的例外，就只有像「基督援助組織」（Christian Aid）的克里斯巴克里（Chris Buckley）和等等其他一些人。

另一方面，那些有如西方文明「珍寶」的學術自由和政治獨立性的鼓吹者，現在都躲在哪裏呢？是否長年高唱所謂「自由現實主義」，並且把「動亂根源」的帝國主義說成是「平息動亂者」的種種粉飾說詞，時至今日，已經使得他們無話可說？此時此刻，或許連主張維護國際法，甚至包括利用外交手段來追求真正的正義，並且勇於譴責我們自身的恐怖主義，都會危及個人前途？或許伏爾泰說對一件事，他說：「當政府做錯時，站在正確的一方是危險的。」但是，這依然不會改變正確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