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精神科醫師的有口難言

這篇其實只是想說一句廢話：「一切生命都是活的。」雖是廢話，但卻常為人所遺忘，醫生常忘了病人不光是一堆器官組織的組合，老闆常忘了員工也不光是一個生產工具—彷彿生命不是生命，而只是一種可以量化的東西；而誤解得最入骨的是人，常以為人命才是命。

指出一個不曾為人所知的真理或科學發現，或許是艱難的，但更為艱難的恐怕是要使人們由衷相信廢話一般的道理。

陳真 2005.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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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精神科醫師的有口難言

陳真 2004. 12. 12.

（原載張老師月刊）

出國改習西方哲學前，當過精神科醫師七、八年，待過各類型醫院，有那麼一些痛苦，常讓我有所感傷或「不如歸去」之感。痛苦之最是「有口難言」，有「智」難伸；圈內比圈外更難溝通，相當反智。

先說圈外的誤解吧。精神病患家屬常說病人「受到刺激」，為之尋找生活中一些人或事做為「病因」，一切罪過全賴到這「刺激」頭上。精神病於是變成一種「想不開」的毛病，彷彿一旦「心結」解開，病就好了。

另外也常遇到一些唸社會科學、自認具有反抗「醫學霸權」意識的人，往往宣稱「識破」精神醫學。在他們看來，精神病是捏造出來的一種「偽病」，是「多數壓迫少數」的一種「陰謀」。這想法，如果做點修改，放到一個適當的哲學架構裏，或許有道理。可是，他們實際上只是在講一種毫無認知內涵的陰謀論。我相信，如果能多讀一些醫學知識，多懂一點哲學，不會有此荒謬誤解。

有些人則譴責醫生「太」依賴藥物。這倒沒錯。面對眾多病患，醫生往往只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開藥了事，否則可能得看診看到三更半夜。在台灣當醫師，總感覺就像在賣檳榔或藥房老闆一樣。可是，做此指控的人往往也只是在說精神病是一種「想不開」的「心病」，所以要用「心藥」醫，而不是「用藥控制」。最好能像什麼「沉默的羔羊」那樣，用「愛」來「解開」這些想不開的傢伙的「心結」，讓他們感受「真愛」，「走出陰影」。

面對精神疾病的理解，台灣社會有這麼一些強烈的「簡單化」、「庸俗化」傾向。大概是好萊塢「心靈」電影看太多吧？如果精神醫學是這麼一回事，有必要花十幾年去學嗎？其實，幾個主要精神病（精神分裂症、躁鬱症等），跟其它疾病沒兩樣。無緣無故也可能發病，不一定要受到什麼刺激。就算有，也不是病因，就像衣服穿太少容易感冒一樣。穿再厚，仍會感冒，病毒才是病因。精神病也一樣，考試沒考一百分，女朋友跑了，跟同事處不好或支持對象落選了等等「刺激」，不會使人「因此」得了精神病。

一般人把精神病和精神官能症及日常喜怒哀樂混為一談。但如果你能理解打噴嚏不一定是感冒，為什麼不能理解心情不好不一定是憂鬱症？內科醫師如果管不著你對胡椒粉打噴嚏，精神科醫師又怎麼管得著你面對日常生活挫折的一般喜怒哀樂？比如「考試如何不焦慮？」我也沒什麼好法子，焦慮就焦慮唄。精神科醫師考「專科醫師」時，比誰都緊張！可是，每年考季，記者就會來「採訪」，借你的嘴巴講一些話。比如「某醫師呼籲考生心情放輕鬆」。考完之後，記者又來「採訪」了，這次是寫說：「某醫師呼籲考生以平常心接受成敗。」這不是廢話嗎？

許多人受傳媒誤導，以為精神病就只是心裏有個「結」，只要「解開心結」或「走出悲情」即可不藥而癒，這是一種可怕的誤解。說它「可怕」是因為拖延治療時機，使病情惡化或慢性化。

精神病患及家屬，往往比其它疾病承受更大痛苦。明明有可信的治療之道，可是，出於無知，一番神鬼折騰謂之「民俗治療」，加上又是「心結」又是「真愛」的誤解連連，不但憑添痛苦，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害。大路不走，偏要臨深淵；做為一個醫師，縱鐵石心腸，思之能不傷神？

至於圈內的有口難言，這圈子挺悶，很反智，有一種窒息感，簡單說就是「有疑處無疑，無疑處卻疑神疑鬼」。該感到疑惑處，比如理論本身，他不疑，甚至不許別人疑；但尋常人事悲歡，反倒像蹩腳偵探一樣煞有介事地東拉西扯，視為疾病的一部份。每發生一些社會事件，常有醫師接受採訪，對當事人所知無幾，卻照樣分析得煞有介事，彷彿他不是精神科醫師，而是算命仙或狗仔隊；彷彿面對的不是心靈，而只是一連串行為；彷彿他不是在談一個人，而只是在講一部機器。就像「廟公解籤詩」那樣，凡事立刻有個「專業說明」；對於沒有所謂「為什麼」的人與事，卻也都能解釋得好像真有個什麼「來龍去脈」、「因為所以」似的。

心理理論被扭曲成「E等於 MC平方」那樣一種「知識地位」（epistemological status），於是心靈不像心靈，而比較像個抽水馬桶，呆滯地依照一定的公式程序，七上八下地操作。問題是，「人」是這麼一回事嗎？心靈有如此呆板嗎？似乎有三種人最不容易適應這樣一種台灣式精神科文化：一傾藝術，二傾哲學，三是歷經人事滄桑。

心理理論企圖對身心運作及其和社會的關係提出解釋，但那也僅僅是一種解釋，一種隱喻，一種詩，而不是一種證據。把「詩」當成「事實」是很傻的。它建立在自然科學的解釋模型上，卻不是自然科學本身；理論和解釋對象之間，並不具有那樣一種「自然法則般」（law-like）的關係，而是一種「隱喻的」（metaphorical）本質。心靈看不見，只好藉著觀察行為來指涉心靈，那是一種捕風捉影，僅供想像，而不是呈堂證供，做為論證。一旦消弭這個隱喻本質，心靈與人工智慧何異？

自然現象可探究其法則，但心靈幽微起伏與人事變幻，卻難以論斷而無必然因果可循。所以，親愛的病患，請不要問我「你的她為何另結新歡？」我不想假裝知道答案，頂多只能試著理解你的感受，卻沒辦法回答「為什麼會這樣」，因為這沒有什麼「為什麼」，世界上並沒有那麼多為什麼。發生在你身上的各種人事悲歡，同樣可能發生在我身上，我不會比你有更多「人生智慧」來豁免。但是，雖然不知道這許多「為什麼」，我們或多或少都明白生命是怎麼一回事不是嗎？

哲學家Karl Popper說得很對，「在極其有限的知識上，你我有所差異，但在那廣闊無邊的『無知』上，我們卻是平等的。」跟你一樣，我不知道這許多事，不知道為什麼我是這樣的人而不是那樣，不知道為什麼我會在這寒冷的異國它鄉的夜裏答應寫這樣一篇文章，不知道為什麼我會認識這些朋友而不是那些，不知道為什麼有些事讓我感到快樂，有些事卻讓我想逃。

對於這一切，醫生並沒有懂更多。我只知道，當你吞了這藥之後，大腦或身體某些東西可能會起一些變化，這會讓你感覺舒適一些，讓你的某種「世界」變得不一樣，變得跟「正常世界」接近一些。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也不知道為何一定要這麼做。我只能說，我相信這樣做對大家比較好。我也相信，你需要一個甜美的睡眠，但我不知道「為什麼」，科學沒辦法告訴我們這麼多，因為這根本沒有什麼「為什麼」。如果你一定要問我安眠藥為什麼能好眠，逼問到最後，我只能像莫里哀的戲劇「無病呻吟」裏可笑的考生那樣，回答說「因為它有催眠作用」。

我比你多懂一些醫學知識，但在那真正重要的人事悲歡上，我們卻完全平等。我們都不明白哲學家Martin Heidegger的著名發問：「為什麼總有些事存在，而不是空無一物？」困擾你的問題，同樣也是我的問題：「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往何處去？」、「為什麼是這樣而不是那樣？」我很樂意給你一些有關人生的意見，但它跟一般人的意見，並無差別。我不是說你的問題不重要，相反地，正因為它太重要，所以我的「專業魔爪」不敢伸那麼遠。醫生畢竟不是人生導師，也不是道德警察。哲學家Charles Stevenson說得很對：「最重要的問題從哪裏開始，我們的研究就該在哪裏結束。」

知識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但我一點都不反智，要我相信某些科學理論並不難；我沒有任何懷疑主義的傾向。難的是要我假裝相信「世界」就是這麼一回事，彷彿凡事都可以「為什麼這樣，為什麼那樣」地問個不停。今天，如果你問我一加一等於多少，我只能回答二。若不這麼答，那我就錯了。但這是科學，不是生命。科學追求正確，生命卻根本沒有正不正確這回事。一加一等於多少，我不能不說二，否則我就沒有正確遵守數學規則。但在活生生的人事物上，卻不是以這樣一種方式遵守規則。

「遵守規則」（rule-following）是維根斯坦提出的一個重要哲學觀念，探討「概念」（concept）的形成；藉著這樣一個觀念，維根斯坦企圖說明「意義」（meaning）的多樣與多變及其根源。不要說人，就算招呼一條狗過來，牠也會有無數種過來的方式：也許低頭遲疑，也許熱切搖尾巴衝過來，也許匍匐前進，當然也可能一溜煙跑掉。因為有著種種可能性，生命於是有無限的表現形式。但機器卻沒有這些可能性。比方說我用滑鼠給電腦一個指令：「打開 OUTLOOK EXPRESS！」它不會不打開。如果打不開，很可能電腦壞了或中毒。如果打開了，我不會說它「不敢」不打開，因為它根本沒有「敢不敢」的問題，它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它只是一部機器，根據一定的指令行事。但心靈卻不是如此運作，生命不是這麼一回事。

機器「根據規則起動」（according to a rule），但我們面對各種「規則」，遵循方式卻說不準，而這才是生命「遵守規則」（following a rule）的本質；方式無限，而且說不準。我們甚至有違反規則的自由。否定這個自由，等於否定生命的無限可能性，把生命降級成一種機器。即便萬般美好的事物，我們依然有說「不」的自由。否定這個可能性，等於否定生命本身。

維根斯坦舉過一個例：有個「人」，只有一到五一共五號表情，每次轉換表情時，都得先說「等一下」，然後像車子換檔那樣，從比方說四號換到三號，然後才能進入二號表情。如果接著需要第五號表情時，他又得說「等一下」，然後從二號換到三號、四號，才能進入五號表情。這時候，我們會懷疑這個「人」是否具有一樣東西—靈魂。

這例子告訴我們，即便一致向著某個美好方向前進時，表現形式依然千變萬化，無法定於一尊。就算對某個想法有著同樣的理解內涵，生活上如何表現，依然說不準。為什麼？因為我們不是機器，我們是一種生命，我們有靈魂，有無限的表達形式。對任何一種形式的壓制，都令人窒息；誤以為生命根據某些自然法則行事，更是愚蠢。

維也納作家Karl Kraus說，「上帝好不容易從泥土造人，但心理分析師這些『謀殺靈魂的工兵』，卻努力把我們拉回塵土。」佛洛伊德理應是個「詩人」，但徒眾卻把他當成心靈科學家，把詩當成呈堂證供，當成測量工具。維根斯坦批評說：這些偽裝自然科學的「冒牌解釋」（pseudo-explanation），「帶來一種精神虐待，彷彿我們終於發現一種可以分析『人』的方法。」這樣一種誤解，不但沒有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而減輕，反倒變本加厲，以為我們終究可以找到解釋「人」或「生命」的法則。

德國思想家W. Dilthey說：「我們解釋自然，但我們只理解人。」（We explain nature but we understand human beings.）圈內和圈外的誤解，其實本質同一；一個是否認科學的解釋能力，一個則是不當擴張科學，壓抑了我們對生命的真實理解。

柏格曼在《芬妮與亞歷山大》結尾引了 August Strindberg 一段著名台詞：「凡事都會發生，一切都是可能，時間空間不存在，在『那個世界』朦朧的基礎上，想像力的開展，編織成無數新型式。」那樣一個「朦朧的世界」，才是人，才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