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的修辭與詭辯

要了解那些 ABC並不難；這不是能力問題，是態度問題。而這也是我一直要講的。中文世界，特別是繁體中文，資訊往往不可信；你只要稍微檢查一下，就會發現，出錯率幾乎九成九。不是這裏故意扭曲一下，就是那裏有所誤解，或甚至隨口瞎掰。

「信口開河」幾乎可以說是台灣菁英圈的一種通病，講話可信度很低。權位越高，可信度並沒有跟著提高。菁英們不是菁英嗎？卻很無能，似乎總是無能精準掌握一個概念或說法，總是充滿扭曲或根本上的錯誤理解。

台灣菁英圈實在太誇張，讓人常覺得像在做夢，否則，為什麼許多荒謬人事物卻反而得到讚美和仰慕或因此得到種種權位？難道我們一點鑑賞能力都沒有？難道我們連那最基本而且可以客觀辨別的所謂知識都無能理解？我不想打擊誰，但是，當你想說點老實話時，不免就會得罪人。

至於南方朔這文章，他所犯的錯，大約就像我常舉的比喻：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之相對，解釋成人生相對無常。

或者用另外一個例子來說：

維根斯坦的哲學中，有個重要基本術語，叫做 language game（語言遊戲）。不太可能用三言兩語來解釋這個詞，但它跟我們一般常說的「某某人在玩文字遊戲」或「政客在玩語言遊戲」一點點點點點關係都沒有；它甚至跟我們一般講的「語言」也沒有任何關係，雖然它有「語言」兩個字。就好像相對論有「相對」二字，但它與人生相對無常之「相對」無關一樣。

同樣，當我們說「某某政客很會詭辯、很會硬ㄠ時」，這個「詭辯」跟希臘哲學的「詭辯」，並不相干。當我們說「某某人疑心病很重，懷疑東懷疑西的」，這時候，這個「懷疑」跟哲學上懷疑主義（skepticism）的「懷疑」，也一點關係都沒有，雖然它們都講到「懷疑」二字。

南方朔所犯的錯，當然不只這些，他在那文章中，連事實性的知識也大多搞錯。比方說，亞里斯多德和西塞羅本身就是專門談修辭學，他們又怎麼可能去反對修辭學？他們不就是修辭元老嗎？再說，台灣這些王八蛋政客，邏輯能力通常不太好，他們的「詭辯」，跟希臘詭辯派哲學家的詭辯，又怎麼會扯在一塊？

如果我講這些廢話顯得很蠢，那麼，這就更意味著這是個大問題。為什麼這麼明顯的一種錯誤，卻四處氾濫，充斥所謂菁英社會和言論市場，卻沒有人去指出這種荒謬？

南方朔只是一個例子。比他還誇張的，所在多有。但我只想談問題，而不想得罪人，更不想樹敵。我只是舉他為例。

出國留學一趟，懂了點知識後，加上親眼目睹或親身體會許許多多事，真是讓我對台灣讀書人徹底失去信任。抄襲、作假、剪貼、挪用、非原創性複製、請槍手代寫、搞人脈、玩陰、耍權謀、講壞話、抹黑、鬥爭、結幫派、僱用自己人、徇私舞弊拉關係樣樣來，醜態百出，根本與政壇無異。

不知道哪裡還有淨土，可以讓一個人正正直直地做些單純的工作？不必忍受愚蠢無能的人爬到你頭上拉屎撒尿，不必忍受偽善和敗德，不必忍受低能的業績比較，不必向著一模一樣的功名利祿看齊。英國社會顯然不是這樣；英國能，為什麼台灣不能？

陳真 2004. 8. 10.

=========================
2004.08.09 中國時報

修辭詭辯VS.演說雄辯

南方朔

「修辭詭辯術」（rhetoric）和「演說雄辯術」（oratoric），乃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

「修辭詭辯術」乃是一種說話的技術，它起源於義大利的西西里島。在紀元前五世紀和四世紀間被傳到了雅典，並在希臘發揚光大，成為希臘式民主和公民審判裡的重要成分。然而「修辭詭辯術」的那種徒逞口舌之能，顛倒黑白、無話不可亂扯的風格，從紀元前三世紀開始，皆被「愛智之學」的哲學家，如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等斥之以鄙。柏拉圖對它的指責最有道理：「修辭詭辯家」乃是一種自己無論怎麼樣都會被說成有道理，因此，他乃是一種沒有道德的人。如果修辭詭辯術不能被探討原理原則的哲學思惟所補充，則它就有道德上的危險性。

修辭詭辯術 表現自我的利器

及至進入羅馬時代，當羅馬的體制仍為共和制的時刻，無論它的參議院、國民會議、公共會議，以至羅馬論壇，「修辭詭辯術」都是人們表現自己的利器，因而「修辭詭辯術」的重要性遂與時更增，但也正因此，靠著直接對人民演說以爭取權力的「民粹英雄」（populares）遂告崛起。那個時代，公職最高做到兩人執政官之一的西塞祿（Marcus Tullius Cicero 106-43B.C.）他是哲學家、演講家、也兼職業政治家。他自己靠著傑出的意見和演講而起家，但看著紀元前一世紀羅馬政局日亂，那些遵奉「希臘派詭辯家」（atticists）的人物縱橫。僭主們也破壞共和而爭逐權力。他看到了凱撒和安東尼的崛起與濫權，也親歷了安東尼與渥大維的權力勾結。以及那個時代亂拗亂扯的風氣，他對破壞共和的那些人物都拒絕附和，最後被安東尼與渥大維斬首，他的頭顱被釘在羅馬論壇的「主席發言位置」（rostra），成了西方爭取自由共和的最早殉道者之一。

而在此之前，他於紀元前五十五年左右，完成了可能是人類說話史上最重要的第一本著作《論演說雄辯術》（De Oratore）。由這本著作的書名，已可看出他的懷抱：他要把「修辭詭辯術」和「演說雄辯術」分開。滔滔詭辯，淆亂了黑白是非；詭譎修辭，亂扯亂拗，只不過生產出一堆「空洞的謊言廢話」（empty rerbiage）。他最重要的論證，人為了公共問題與利益，必須對人民直接說話，但說話者首先必須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而不是一逕推搪煽情，因而「演說雄辯術」必須以「普遍的人間知識」，如倫理學、規範因果的物理學、心理學等為基礎。「演說雄辯家」的第一步是要成為「好人」。他把「好人」與「民粹英雄」拿來對比，其心意之沉重已不言可喻。

因此，西塞祿根據他對希臘哲學的深厚理解，他自己的嫻熟於演講，以及看透了那個時候羅馬邪說僻行的氾濫，而對人的說話在兩千多年前即已知所警覺，並希望把「修辭詭辯術」導向到更堂堂正正的「演說雄辯術」。這在人類的話語史上，實在有著先驅性的貢獻。在人的歷史上，「他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麼」以及「他不知道自己說的是什麼」，乃是最大的罪，西塞祿替人的免除罪惡，做了最早的叮嚀。

竄改語言定義 解消善惡界線

不過，儘管早已有了西塞祿這種語言上的先行者在替人開路。但人是一種權力動物，他經常會在人們失去警覺的時刻，把語言當成了權力的附庸，於是，在語言裡下毒，藉著語言而挑逗和煽情，以及在語言裡暗嵌各種脅迫的指令，遂總是在人類的話語史上不斷出現。

而最近這段期間，足堪列為「修辭詭辯術」的台灣式語言，就已多得難以勝數。

例如，「善意」乃是台灣政客的萬靈丹語言。呂副總統有關原住民問題的說話是「善意」；教育部次長有關外籍配偶「學習障礙」和「少生一點」的說話也是「善意」；總統女婿被推荐進奧運代表隊當「增額隨團醫師」也是「善意」。這是語言上的「定義竄改」，要把一切的話語全部按自己的意思被重新定義一次。當語言被這樣竄改，自己就永遠被排除在「惡意」之列。

這也就是說，自己將來無論做了什麼樣的事，都可以成為「善意」。所謂的「善惡」界線將永遠被解消。這也意味更多更大的惡已有了被合理化的空間。我們不要以為說話不重要，話語如牆，它是防堵邪惡、錯亂、混淆的屏障。當這道屏障在胡扯與竄改中被拆毀，人們無牆可守，宵小成為登堂入室的大盜即在不遠。

再例如，最近有關羅太太的問題，被扯出「愛心說」，這當然是煞費苦心的硬拗硬扯，企圖把公是公非的問題，往虛假但又暗中下毒的感性上轉移。要把現在的非法，藉著勾起過去的仇恨而轉為溫情的合法。這種把過去仇恨化的說話方式，早已成為台灣政治話語裡的慣性和本能之一。

這種話語行為，其實非常值得做進一步的語言分析。它的內在邏輯是什麼？它在這樣的話語裡「暗嵌進什麼樣的集體密碼」（en-coding）？它意圖達到什麼樣的目的？人的說話從來就不會隨風而散，風會吹出波濤，說話會在默默中將人放進虛假的記憶和意識中。用「愛心」來推卸犯法，這或許是小事，但那種「修辭詭辯術」裡的另外一些成分，或許才令人毛骨悚然！

權力私有化 已成為一種流行

再例如，有關搭乘海巡署巡防艇增加體驗之事，看起來又要變成口水一攤。但無論怎麼去拗，有可能把這種公然的濫權拗得過來嗎？任何行為都有其合宜與不合宜之分。公權力的當行與不當行，亦自有它應遵守的根本規範。而當今的台灣，權力的私有化早已成了一種流行，它是特權的表徵。將軍警艦艇當成觀光「體驗」，這已不是第一次。當公然的濫權違法都敢於硬扯成「合法」，則台灣的無法無天，豈非也都有了理由？

而最嚴重的，當然仍在於呂游兩個大官，帶著國家機器的威嚇力量，對阿妹所展開的語言圍毆了。第二次大戰之後，人們對極左極右政權的話語方式，早已有了非常透徹的洞察。它是一種有如鋼鐵式的硬語言，它不討論，只是強制的規定，有如一連串的命令句，當這種語言到了頭上，除了接受並認罪外，人們即別無選擇。

對阿妹的這種語言圍毆，這並不是第一次，但對普通老百姓，這倒是第一次，因此，由阿妹所身受到的經驗，它其實已顯示，這種暴力式的語言已從選舉語言這個場域向外蔓延，今天會用來對付藝人，明天就可能用來對付商人、媒體、作家、記者、教育工作者。暴力式的語言，它的暴力不會只停留在語言中，當它漸趨飽和，比紙還薄的語言框架就再也無法讓真實的暴力不奔騰而出。由這一波語言圍毆，一個暴力化的台灣，它的影像其實早已在時代的布幕上踱起步伐了。

而除了上述林林總總的「修辭詭辯術」外，更多的例子仍可舉之不盡。它所顯示的，乃是此刻的台灣，其實早已走向了一個是非錯亂、價值虛無、權力的極大化已到了一個不受任何規範管轄的新階段。而為了合理化這一切，一種以痛恨、威脅、暴力為基礎的話語言說模式，則正在逐漸的加工製造中。語言的暴力化，乃是一種當它尚未奔騰而出時，人們都不相信它會存在的東西，而一旦當它由虛影變成實體，一切的後悔就都再也來不及。

演說雄辯術 更值得人們重視

也正因此，西塞祿所說的那種「演說雄辯術」，遂更值得人們重視了。過去的台灣，有些人特別懂得狡猾的語言生存術，這些人懂得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他們不怕自我矛盾，也無畏於自我矛盾，甚至以此而自認聰明。而到了現在，這種狡猾的詭辯術則正式的進入了政治中，政客在自我卑賤化的過程中，也拖帶著整個台灣，走向那黑暗的、不得昇華的無望之路。

在近代，人們已公認邱吉爾是一位偉大的語言魔法師，他是西塞祿所說的那種「好人」，他的演說堂堂正正，不違人性，不貪詭巧，他的演說和講話，對邪惡的時代有振奮之效。而相對的，希特勒則是另一名極端的語言魔法師，他擅於硬拗、胡扯，在話語裡不斷下毒和暗嵌憎恨的密碼。「修辭詭辯術」VS.「演說雄辯術」，兩者的差別，就是一個是惡人，一個是好人而已！

（本專欄不代表本報立場）

====================
中時編輯好，

我想投稿，剛剛寫的。但有個要求：不刪改。刪改幾個字無妨，但不做整個段落的刪節。因為這篇比較特別，它是一種回應。

要犯錯很容易，但要糾正錯誤卻比較花工夫，必須寫較多字來說明一個簡單的錯誤。南方朔先生原文近三千字，而我只用了他一半的字數，實在不知道要怎麼寫得更簡短，我已經自己刪得不能再刪。

既然是一種回應，若有刪改，很容易因此產生微妙意思上的誤解，所以，如果貴編輯認為適合刊登，則請勿做修改。若不適合刊登，那當然也沒關係。多謝！

順便先傳給幾位朋友看，這應該沒關係吧？！我很尊敬南方朔這幾年來的俠義作為，但實在很不欣賞他寫作上的修辭與詭辯。我相信很多人一定忍耐很久了。我只是臉皮厚，敢把真心話講出來而已。希望先生別介意。

偶而看南方朔先生文章，意見本身，大多認同，但對他的「引經據典」卻很難認同。比方說，這麼淺顯的一種想法，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三言兩語就能講得一清二楚，但他遣詞用字卻能包裝得好像很深奧很有智慧似的。

在我讀起來，先生的文章，往往誇大而虛華，雖然表面意見聽起來好像都很對。

我的批評是：我們不該總是用一種虛華空洞的包裝文字去對世人提出所謂「平實語言」的道德教訓。這是自我矛盾、言行不一的。

南先生是大牌評論名家，請謹言慎行，立個好榜樣吧！我們只是無力，但我們並不無知。

祝好，

陳真
=======================
南方朔的修辭與詭辯（一）

陳真 2004. 8. 9.

貴報南方朔《修辭詭辯VS.演說雄辯》一文，我有幾點反駁。

作者譴責政客不該「竄改定義」，但他卻說「『修辭詭辯術』（rhetoric）和『演說雄辯術』（oratoric），乃兩種完全不同東西。」此一區分，既竄改基本定義，也扭曲歷史。修辭（rhetoric）是修辭，詭辯（sophism）是詭辯，兩者概念發展上怎麼會黏在一塊，哪來這樣一種莫名其妙的「修辭詭辯術」？至於「演說」，又有何理由跟「修辭」對立？

西塞羅（Cicero）的《論演說家》就是一本修辭學，教人演說術。若硬要進行概念連結，應該是「修辭演說」，而不是「修辭詭辯」，哲學史上沒有那樣一種東西。演說才需要修辭，而詭辯卻訴諸於邏輯或概念混淆，而不是華麗辭藻。

作者又說：「『修辭詭辯術』乃一種說話技術」，接著以西塞羅來批判此一談話術。這有點莫名其妙。事實上，不但沒有「修辭詭辯」這東西，就算詭辯本身，又怎麼會是一種「說話技術」？它是一種思維方式，而不是談話術。而西塞羅自己才是個修辭學家，而且是此中元老級人物，擅於煽動群眾，曾經幫貪污犯有罪硬辯成無罪。依作者的論事邏輯，西塞羅應該就是被告才對，怎麼反過來變成原告？變成什麼平實言論的大師？

至於作者拿來批評「修辭詭辯」的亞里斯多德和柏拉圖，更是胡說。事實上，前者寫了一本《修辭學》，專談演講術；後者則討厭修辭，說它賣弄文字虛華，違背哲學求真精神。諸如這些，南方朔統統搞錯。

修辭強調心理效果，而不是理性分析之素樸嚴謹。簡單說就是如何把話講得漂亮，打動人心。漂亮話不一定不合理，但它基本上是一種談話術，是一種「說服」（persuasion），而不是思考論證（argument）。西塞羅說：「修辭是一門說服的藝術」。

詭辯則是古希臘一哲學派別，又叫智者派（sophist）。這些人很聰明，充份運用邏輯或概念屬性之混淆，得出許多令人難以接受、卻又無從反駁的結論。比方說芝諾（Zeno）是古希臘著名詭辯家，論證長跑勇士阿奇里斯（Achilles）如果讓烏龜先起跑，將永遠追不上。因為當他追上時，烏龜又往前跑了一段路；當他再度追上時，烏龜又跑了另一段路。兩者間的距離雖逐漸縮小，卻永遠有個距離。這結論當然錯，但它卻合乎邏輯。這就是詭辯。

中國戰國時期也有詭辯家，比方說公孫龍，曾騎馬過關，把關士兵說：「規定不許馬過。」公孫龍說：「我騎的是白馬，白馬不是馬啊！」我不知道後來士兵有無讓他過關，但「白馬非馬」卻合乎邏輯。這就是詭辯。

詭辯不必然是壞事。至少，它所隱含的懷疑精神，正是西方哲學的基本精神之一；更啟迪了人們對於形式邏輯或辯證法的一些討論。但是，台灣政客玩的卻是修辭，而不是哲學上所謂的詭辯。

最後，作者說「修辭詭辯術」和「演說雄辯術」的差別是「一個是惡人，一個是好人」，而好人代表，居然是邱吉爾；甚至說他「演說堂堂正正，不違人性，不貪詭巧，對邪惡時代有振奮之效」。這太離譜了吧！？邱吉爾如果是好人代表，世上還有哪位政客稱得上惡人？

希特勒敵視猶太人，但邱吉爾卻蔑視所有非白人，是個徹頭徹尾的種族歧視者和白人血統優越論者。邱吉爾似乎認為，非白人生命沒有任何內在價值。光看他主張用生化武器毒殺庫德族人那種不屑態度，就知道這個能言善道的政客有多壞！

英國一份解密文件指出：一次大戰時，邱吉爾當時擔任伊拉克殖民總督（Colonial Secretary）。英國為節省人力物力，打算以空中武力屠殺庫德族和阿富汗平民。邱吉爾卻建議說，光轟炸還不夠，應該使用生化毒氣進行大規模屠殺。

此議一出，內部許多人反對。反對者之一是印度總督，理由是可能引起甘地反彈而造成不可收拾局面。邱吉爾聽了很生氣說：「我無法理解你們這些人『神經兮兮』（squeamishness）到底是怎麼了？用毒氣殺死野蠻人，當然會造成巨大恐怖，但它卻可以拯救英國人的性命。我們應該盡量使用科學所賦予我們的一切能力來打仗。」

戰後甘地有這麼一段著名談話。他說：「戰犯絕不只限於軸心國。羅斯福和邱吉爾的戰犯罪行，並不少於希特勒和墨索里尼。」

南方朔為文向來引經據典。但我以為，如果他所要談的只是諸如羅太太的「愛心說」或駙馬爺的「善意說」等等淺顯是非，實在不必扯上一堆不相干的思想史題材來唬人，更不該把史上第一個鼓吹用生化毒氣屠殺平民的種族歧視者邱吉爾，列為好人好事代表。

漂亮修辭和詭辯，的確充斥台灣社會。咱們無處發聲反彈，頗令人無奈，但我們之無奈，並不意味著我們無知。

===============
南方朔的修辭與詭辯（二）

陳真 2004. 8. 10.

語言當然很重要；一個人對待語言的態度，反映出他對待生命的態度。但是，語言哲學上所謂語言，並不是我們一般所謂語言，它指的是一種接近「概念」（concept）或「意義」（meaning）那樣的東西。

語言哲學就是研究概念的生成及其意義來源等等這些純粹抽象的形而上問題。語言分析則是分析概念的本體（ontological）結構或邏輯組成或它和「世界」（reality）之間的對應或表象（representation）關係等等。

比方說，我看到路邊有棵樹，我指著它說，「這是一棵樹」。這事本屬稀鬆平常，但是，一些得了哲學病的怪人卻產生疑惑。例如，他可能會納悶，藉著「樹」這個字眼，我指向了一個「物」（也就是那棵長長的東西），於是我們完成了一個「命名」的工作。可是，問題來了。當我藉著這樣那樣的「語言」或「概念」來再現或表象（represent）這個世界時，究竟是什麼東西，使這一切成為可能？

或者換個康德式的例子說：今天我懂得一些東西，比方說你在講話，我知道你在講什麼，因為我一出生就開始學習語言，學習種種理解這個世界的方式，於是我能捕捉到這個世界，我能在心靈上形成一個所謂「世界」的「圖像」（image, picture）。

於是問題來了，為什麼這一切成為可能？是不是有個「先驗的」（transcendental）什麼東西，像個「網」或像個既定的「認知模板」那樣的東西，比我們的生命更早存在，於是所有人都能學習，並且藉此一模板來產生一種圖像，進而產生各種「理解」；藉著這個先驗的網，建立起一套捕捉世界影像或訊息的認知能力。

關於這個使「語言」或「理解」成為可能的一種先驗結構或本體結構的相關討論，我們可以說它屬於一種語言哲學，檢查的對象是「概念」這個概念本身，跟現實中哪一個概念或哪一種語言一點關係都沒有。簡單說，語言哲學就是在討論「概念」這個「概念」（concept of concept）。

相信邏輯分析的人，比如早期的維根斯坦，相信透過某種「完全的分析」，我們就能把整個概念或語言的邏輯結構給攤開在眼前（就像化學元素周期表那樣）。它不但是一種「完全的」（complete）分析，而且也是「最後的」（final）分析，畢其功於一役，搞清楚概念或語言和世界之間的關係。就像分析出一種化學元素那樣，是最簡單的一種概念組成成份了。像這樣的一種分析取向，就是語言分析。

早期的維根斯坦認為，語言和世界是固定在一種「固定的」（fixed）、「非關人力的」（impersonal）的關係上；對於它的「本體結構」（也就是上面說的那個「網」），我們沒辦法談論，因為它是那個使語言成為可能的東西；我們自然無法經由語言來談它。或者說，我們無法用語言來談論語言，因為我們的每一次談論都已預設了所欲檢討對象（即語言）的存在。這樣的一種談論是「無意義的」（nonsensical）。不過，我們雖然無法談它，它卻「顯現」在我們的語言中。維根斯坦說：「凡是那些不可說的，都會被顯現。」（What can’t be said, can be shown.）

「語言分析」絕不是像南方朔所常談的那樣，拿起一些特定句子（比如某某政客講的一些話），然後分析它的使用和社會影響等等。那是一種什麼學科，我實在不明白，但它跟哲學上所謂「語言分析」完全沒有任何關係，就好像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絕不是在講人生相對無常的道理一樣。

南方朔向來不斷在講的所謂「語言分析」，那只是老師在改作文，根本不是哲學上的什麼「語言分析」。就好像你如果很會殺價，買東西經濟又實惠，但這絕不表示你正在研究經濟學。

當然，我們也能針對一些特定「形式概念」（formal concept），比如善（good）或「意志」（will）等，進行「概念分析」（conceptual analysis），但概念分析是一種與現實無關的討論，而不是討論一個字眼或句子的用法或社會影響。這種改作文式的討論，屬於什麼學科我不知道，但它跟哲學上所謂「概念分析」或「邏輯分析」，同樣一點關係都沒有。

南方朔喜歡談語言。但他卻常常混淆一些基本區分。我指的正是相對論不是談人生相對無常的那種基本區分（雖然都有「相對」兩個字）。他很喜歡套用許多乍看偉大艱深的專有名詞，但卻往往誤解或誤用這些專有名詞的基本意義。這樣的誤解是很根本的一種誤解，就好像以為「相對論」就只是談「凡事都是相對」那樣的一種基本屬性上的誤解。

南方朔更喜歡談濫用語言之道德危害。對此我很認同，問題是，南方朔卻是我看過最愛濫用語言、最會浮誇意義的人之一。比方說呂秀蓮為自己辯解，只不過講了一句「我是出於善意」，這句話有這麼可怕的罪嗎？南方朔說：「善惡界線將永遠被（呂秀蓮）解消。」有這麼可怕嗎？

像這些都是濫用語言。開玩笑可以，當成形容詞來使用也可以，問題是南方朔不是在開玩笑，他講得煞有介事。

同樣，陳水扁也只不過是訴諸往日溫情，希望能稀釋輿論對羅太太這位好朋友的批評，南方朔卻說陳水扁：

「企圖把公是公非的問題，往虛假但又暗中下毒的感性上轉移。要把現在的非法，藉著勾起過去的仇恨而轉為溫情的合法。這種把過去仇恨化的說話方式，早已成為台灣政治話語裡的慣性和本能之一。這種話語行為，其實非常值得做進一步的語言分析。它的內在邏輯是什麼？它在這樣的話語裡「暗嵌進什麼樣的集體密碼」（en- coding）？」

請問你看了這樣的一段誇張語言，不會感到憤怒嗎？為什麼要這樣濫用語言、胡說八道？既是「下毒」，又是「仇恨」，然後還有英文，什麼 encoding 了「集體密碼」。

諸如這些，都是濫用語言的極端惡例。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問題是，要罵就罵吧，何必講得這麼浮誇聳動？講得好像很深奧、很恐怖、非有一番智慧無法洞察似的。你看了不會覺得很痛苦嗎？為什麼要這樣糟蹋語言？修辭不會修得太過份了一點嗎？總之就是太不老實了。

在我看來，這就是典型的政客語言，把語言當成工具利用，用一些乍看艱深但自己卻不了解的學術術語，任意胡說八道一通，其實就像在寫選舉文宣那樣，旨在浮誇聳動。

對於這一點，我不抱什麼希望了，反正信口開河幾乎就是這個時代的一個基本德性。但是，至少，對於客觀性或事實性的東西，不要連這個也要扭曲濫用。

一個唸物理的人，如果看到一堆專家整天談相對論，談的方式卻是說人生相對無常，他若不時聽到這些荒謬的名家、專家怪論，肯定也會覺得痛不欲生吧？！難道這個時代已經「後現代」到一種一切都可以胡說八道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