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者之歌

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在十九世紀末某艘流亡的船隻上，寫出了這樣的心情。這或許也是過去幾世紀以來，許多避難來到英國的流亡者對英國的心聲。英國社會不是像美國那樣的「大熔爐」，政治上，卻有著庇護各國難民的傳統。

在宗教戰爭和宗教迫害的世紀，信奉新教的英國，曾是各國新教徒大舉流亡的遷徙地。十六世紀起，一波波受迫害的法國休格諾教徒及歐陸其他新教族群，往往無條件地被英國接納。法國大革命或十九世紀歐洲數場政治大動亂時，英國也是逃避追捕迫害的異議份子的逃亡終點站。俄國的克魯泡特金、義大利的馬志尼、普魯士的馬克思，甚至中國的孫文，都曾來到這藏龍臥虎的英國首都倫敦，繼續從事反抗活動。

英國政府寬容的接納政策，往往引起他國政府的抗議。但是，標榜「自由主義」的十九世紀英國國會政治，並不因此而改變原則和政治傳統，反而以堅守這光榮傳統為傲。不管是在國會檔案，或者政治人物的演說舊稿中，英國對自由主義政策的堅持，躍然紙上。

比如說，一八五三年某天的泰晤士報，有著像這樣經常可見的報導：「世界上每一個文明人都應全然清楚，(英國) 這個國家是所有國家的避難所，而且，她會繼續維護這庇護原則，直到用盡最後一塊錢、流盡最後一滴血。（除此之外），沒有哪一點原則是我們更感驕傲或更堅決的。…我們是一個（庇護）難民的國家。」

以上這樣一個自由主義的敘述傳統，究竟反映了多少真實? 「自由」、「寬容」、「人權」這些高超的政治理想，又在多大的程度上支配了英國的庇護政策？ 對於這些問題，史家的意見仍然分歧。有人指出，休格諾教徒帶給英國的人才、技術上的貢獻，才是英國願意接納難民的基礎；也有人指出，外交謀略或經濟考量，才是大開門戶的原因。

但是，不管英國過去數百年來的庇護政策是否真是個高貴典範，或者只是政治神話，在這世紀之交，在這戰亂頻仍、難民無數的時代，英國所採取的苛刻難民政策，是非對錯已經不會再令人混淆了。

冷戰後的世界，雖已暫時解除主權國之間大規模的衝突威脅，但是，興起的種族國家主義，卻又在解體後的東歐共產國家間，引發各種大小衝突和內戰。這些戰亂所造成的「種族殲滅」和遷徙，再加上自六、七零年代以來即已不間斷的非洲各國內戰或腐敗政權所造成的政經凋蔽，以及從來不曾平靜的中東和亞洲部分地區，於是製造了無數的難民。

聯合國難民事務委員會估計，目前被迫離開生養土地的難民約有三千三百萬人。這些失去家園的難民，其實大部分只是想從一地逃往另一地，或逃往最近國的邊境，克難地紮營度日，無助地等待衝突的結束，等待那通常難以等待的重返家園的一天。

世界各地難民潮所衝擊的，通常也是同樣貧窮動盪，但卻因地理位置相近或種族關係的鄰近第三國。也有少數難民，逃往了富裕穩定的西歐或北美國家，尋求一般所謂的「政治庇護」。雖然這些不斷湧入富裕工業國的難民，只是全球難民數的極少部分，但是，這與日俱增的趨勢，卻已成為各國棘手的內政和外交問題。

自八零年代末期以來，各國無不發出警訊，尋求對策。可惜，各國在短期現實利益的考量下，通常不是呼應國際人權組織的要求，不是加強對因為種族、宗教、性別、政治言論等因素而受迫害者的收容和保護，而是採取各種「緊縮政策」來阻止、威嚇尋求庇護者。

向來收留難民數超過其它歐洲國總合的德國，一九九三年時，甚至修改憲法，改變其中有關政治受迫害者庇護權的條款。單是一九九九年一年之中，歐洲國家通過或修正了緊縮性庇護法的國家就有丹麥、芬蘭、挪威、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希臘、捷克、匈牙利等許多的國家。擁有光榮傳統的英國，也不例外地在這一年，由工黨引進了新的移民庇護法（Immigration and asylum act）。

不過，英國的嚴控門戶措施，並非由此才開始。早在二十年前，當國際難民危機昇高時，英國就已開始積極修改法令以圍堵難民潮。其中最簡單的動作，就是在某些國家傳出人權危機後，就趕緊加設簽證管制。譬如伊朗革命之後一年、譬如斯里蘭卡內戰後兩年、譬如南斯拉夫內戰開始後，英國都馬上對這些原本不用簽證的國家，加強入境管制。在一九三八年希特勒併吞奧國後，英國也曾迅速地通過簽證限制，以防堵可能來自奧國的難民潮。

九零年代初期，當庇護申請人數由八六年的四千多人，在五年內遽增十倍時，英國主政的保守黨也就在一九九三至九六短短三年間，迅速通過兩項主要移民法令，在各方面對庇護申請或上訴資格設限，縮減對庇護申請者的社會福利救濟，並且也開始增加拘禁難民的比例。

進行這種種難民阻遏措施之動機，或許不難理解，因為，為政者無法不考慮民心所向，也不得不考慮外來人口對本國社會經濟文化上所帶來的影響。但是，這些開人權倒車的趨勢，對照著過去與現在的政治辭令操弄，則只是反映了政治現實的無情。

過去冷戰時期，「難民」，是資本主義政府最有用的「外交牌」。當東歐鐵幕國家的「反共義士」們「投奔自由」（或所謂「用雙腳投票」）時，西方各國無一不熱情擁抱，充分利用機會進行「宣傳戰」。可是，當這些走投無路的人，已經沒有了政治利用價值時，「自由民主鬥士」一夕間全成了「非法偷渡客」。或者，更惡劣地，被英國許多大眾媒體宣傳成想吸乾社會資源的「無賴之徒」。這樣的政治辭令操弄之糟蹋人性，曾是「反共基地」的台灣社會，想必也一點都不陌生。

同樣地，各地「經濟移民」的身價，也是隨著政經情勢的轉變而大幅跌落。同樣懷抱希望和理想，前往西方先進國家開創新天地的大批勞工，在六七零年代當各先進國家仍需發展勞力密集工業時，是很受歡迎的一群所謂「無名英雄」。可是，當先進國朝著高科技、高技術產業前進時，他們卻也在一夕之間變成人人皆可唾棄輕侮的「外來淘金客」。

而且，不管是政治難民或經濟移民，當他們的政治、經濟價值消褪後，就立刻成為許多內政問題的代罪羔羊。政治人物只要強調這些外來人口如何威脅了本國人的工作機會或福利資源或生活文化方式，甚至只要挑起對外族的排斥和仇恨，即可迅速吸取大量選票。於是，各黨在相互競爭之下，無不比賽看誰更能熟練地操練這個「種族牌」選舉利器。隨著西方各強國的移民政策之緊縮，許多人觀察到這些國家的種族政治論述也隨著急速右傾；極右勢力，如德國新納粹或奧國自由黨，也跟著抬頭，贏得各項政治權位。

向來以歐陸「種族極端主義」為戒，或以自身之豁免為傲的英國政治文化傳統，近年來似乎也無法避免這樣的發展趨勢。近兩年的難民議題討論，更是很明顯可以看得出來，英國已經遠離了它原本引以為傲的「自由主義」傳統。

保守黨和工黨兩大黨，不但口口聲聲承諾將「嚴厲解決」移民和難民庇護問題，發誓不讓任何「偽庇護申請者」得逞，不讓他們「盜騙」、「吸乾」了英國的社會資源；保證不讓英國成為歐洲的「軟柿子」，使存心欺騙的「偽難民」有機可趁。

事實上，兩大黨口中所謂的「冒牌難民」，和五、六零年代從加勒比海、印度半島或非洲來到英國的二次戰後「經濟生力軍」，本質上沒什麼兩樣。

去年五月，英國地方選舉，兩黨政治人物更是圍繞著「庇護」和「移民」問題糾纏不清，相互指責對方造成了「氾濫」的「非法移民」，威脅到本土老人年金、就業機會以及失業救濟金等。在雙方「辯論」之中，更不時夾帶著嚴重歧視排外的言辭。

一旁的第三黨，看著這荒腔走板的選舉醜劇，譴責兩黨只求短期政治利益，犧牲了「社會寬容」和「種族平等」等政治長程目標，於是向「種族平等委員會」提出申告，請求調查兩大黨是否涉嫌挑起種族歧視。針對此項選舉，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等委員會甚至也發表聲明，譴責此類政治辯論中所隱含的排外情緒和種族歧視意識形態。

除了兩黨的政治言論外，英國大眾報紙不遺餘力的不實煽動和嚴重種族歧視性報導，更經常被認為是當代英國社會之所以如此排外的罪魁禍首。比如說，像這樣的大幅報導屢見不鮮:「吉普賽難民過著皇帝般的生活」、「又見難民強暴犯」、「又來了一大卡車了」、「難民氾濫成災」、「一年一百萬難民」、「英國受夠了」、「踢走這些揩油者」。這類聳動標題，不斷出現在「太陽報」，「每日鏡報」，「每日郵報」等全國性暢銷報以及各地地方報。

當然，英國國內也不乏有識之士，譴責政治場域與社會中明顯高漲的排外情緒。比如，工黨在一九九九年通過的新庇護法，激起了新一波的「維護庇護權」、「反種族歧視」等運動。這項法令的主要措施在於取消庇護申請者的現金援助，改發給「購物券」，並且把難民「外放」到偏遠城鎮等等，這些舉措，都被斥責為非人道且加深了種族隔離與歧視。

申請庇護者所領取的「購物券」，不但不足以維生（只有英國一般社會救濟的百分之七十），而且，只允許在指定商店使用，不能找零；刻意將庇護申請者與其他社會成員做區分。這種種舉措，只是更加深了種族隔離。這項成本遠高於現金的「購物券」制度，目的不為其它，只是為了讓外來者明白一件事：「到英國來，沒有白花花的鈔票等著你用」，以阻止覬覦英國福利的「冒牌難民」。

在居住方面，申請庇護者除非自己有住的地方，否則，不能選擇到資源豐富也較多元的倫敦等大城市居住，一律「分發」到偏遠鄉鎮。在這些偏遠地方，申請庇護者往往更加孤立無援，既無法取得法律或翻譯上的幫助，也沒有自己同胞的生活支持，而且，往往還得承受當地社區居民的排斥或攻擊。

自前年這個強制「住宅分散政策」開始執行以來，許多地區的議會皆做出反對決議，抵制中央的分發政策，表明不歡迎外來者。不久之前，五十八名中國人企圖非法入境英國，全部悶死在船艙貨櫃裏的肯特郡多佛港，就是最早反彈移民的地方。當地地方報紙經常性地煽風點火，鼓吹排外，比如將「庇護尋求者」形容為「一國之糞便污水」。

肯特郡之排外，使它成功地取得了特殊地位，獲准不讓「庇護尋求者」在當地安頓。之後，數十個地方議會也都向中央提出特殊地位的申請。許多地區在庇護申請者整批進入後，種族歧視案件也立刻跟著顯著增加。比如，在Hull一地，申請庇護者抵達居住八個月之內，警方就接到一百多起的種族暴力或歧視案件。

在各地設有服務站、旨在協助難民的慈善團體—「難民議會」（Refugee Council）表示，許多來此尋求一線生機的庇護申請者，因為英國的種族歧視暴力而再度身心受創。其中有些人表示，英國比他們所要逃離的祖國還要恐怖，也有人只好被迫放棄英國政府所提供的住宿，流落街頭。各地不斷增加中的種族歧視案件，事實上並非只針對難民，而是進一步蔓延到不一樣膚色的外來者，即使是移民來此多年的英國公民。

另外，「拘禁」，也是英國政府為了嚇阻難民所常使用的法寶。「拘禁」無辜之庇護尋求者的措施，過去一直備受國際爭議，但在近十年來，卻也愈來愈為各歐洲國家所採用。

英國工黨在嚇阻難民的目標下，目前的庇護處理程序是，先將申請庇護者抓入「接待所」，快速審理，然後再將大部分被拒但仍欲上訴者「分發」到各地住宅。限於監獄或拘留所的空間有限，目前只有百分之十五的申請庇護者繼續被關到全案終結。

企圖在下屆奪回政權的保守黨，顯然很不滿意工黨貫徹阻嚇政策的能力，比如說，影子內閣閣揆薇得康女士，就不斷對社會重申「保證百分之百拘禁」的承諾，打算以濫關無辜的方式，來傳達出更強烈的嚇阻訊息。

我們對保守黨自柴契爾時代以來的許多「鐵腕政策」，或許早已不陌生，但是，工黨一舉抹殺「自由」、「人權」等政治信念的諸多排外政策，更是令人感到錯愕。現在工黨的內政部長史卓（Jack Straw），在保守黨一九九六年推出移民法案時，慷慨激昂地「召喚」英國「光榮傳統」的一番國會發言，言猶在耳。他說：

「早在聯合國成立之前，英國對那些被迫離開自己家園的人們來說，象徵的是『自由的燈塔』。今天，議堂在座各位，或許自己家族中也有人能做此見證。我們之中曾受惠的，更應記得『庇護政策』是關於人類最基本權利的保障，也就是『生命權』。」

這些充滿人道關懷和人權術語的政治辭彙，如今已在英國的政治殿堂中消音。執政的工黨政府，甚至更進一步地反其道而行。這使得一些民間清新勢力感到相當失望和反彈。教會、慈善團體、難民援助團體、人權團體以及各「反種族歧視」團體，於是發起一波波的抗議行動。行動包括包圍各拘禁所、登機阻止強制驅離難民、集結報社前示威、干擾議會進行、全國性巡迴演說或各項簽名連署等。各種基本的民權運動抗爭方式，都被不斷地配合運用。

去年九月，英國全國總工會（Trade Union Congress）年度大會時，工會團體也對工黨的庇護法令和日益嚴重的種族歧視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並要求工黨政府立即廢除「給醜陋的種族歧視和差別待遇增添燃料」的「購物券」制度。

推動工會團體反對新庇護法最力的Transport & General Workers Union 秘書長Bill Morris，也在演說中提到：

「當我聽到『冒牌貨』或『氾濫』這些字眼時，我的脊背就一陣發涼、顫抖。當我聽到『經濟移民』這個字眼時，我想到我的母親。她在四十六年前我父親去世後，來到了英國。她是個『經濟移民』。我們是一個『經濟移民』的家庭。當我回顧過去，我希望我們貢獻給這偉大國家的，已經超過我所得到的。」

工會勢力是工黨無法忽略的一股政治勢力。於是在會議後不久，內政部長隨即出面做出承諾，答應重新評估部分庇護政策。工黨往後會做出多大程度的修正，當然還是得看英國國內各自由勢力的集結情況和力量展現。

雖然許多教會和慈善團體一改過去「政府合作者」的角色，也成為這類「反種族歧視運動」的推動者，但是，他們也仍然協助政府做一部份工作。經常是遊行抗議的包圍對象—劍橋郊外的「沃金頓難民拘留所」，就駐留了許多這類的民間團體，盡其所能地在各方面協助庇護申請者。

來自中國的政治庇護申請者，近年來，大概排所有國家的前幾名，和前南斯拉夫、斯里蘭卡、前蘇聯國家、伊拉克、伊朗、索馬利亞或阿富汗等國家不相上下。除了人蛇集團以政治庇護為掩護之外，中共不曾間斷的人權迫害行徑，確實也是出現大量中國難民的主要原因之一。這兩年來，更有許多法輪功信徒逃到英國避難。

每週末，我也來到這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的「沃金頓難民拘留所」。我所屬的機構就是「難民議會」(Refugee Council)，是全歐最大的難民援助組織，在層層設限的拘留所中，我所能做的其實不多。主要是透過與中國難民面談，介紹英國庇護審核程序，解釋英國政府所提供的購物券和住宿安排，並且幫忙填寫申請表格，代為翻譯、回答各種問題。

難民通常很緊張，一方面因為語言的隔閡，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們往往很不容易理解一個全然陌生的環境和各種複雜的制度規定。有些人，講起所受迫害的經歷，往往淚流不止；有些則是來自農村、不識大字的村婦村夫，甚至有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卻不認識中國字，往往對著中文，低頭端詳許久，不太願意說自己不識字；有些則在經過長期艱辛的旅程後，顯得神色疲憊而沉默寡言。

許多中國難民並非搭乘飛機數小時內抵達英國，而是歷經千辛萬苦，由陸路、水路自中國北方省份進入西伯利亞，再轉入東歐，輾轉由水路或陸路再輾轉來到英國。這樣的旅程，往往長達數月之久。在長期的顛沛流離和飢寒交迫之後，許多中國人來到這兒，都已不成人形。

雖然大部分中國人都自行安排了律師，但這些律師通常很不負責任，不會在移民局聽審時自動出現。慈善團體的工作，也因此包括協助聯絡或催逼律師出面等等。律師的電話號碼，往往是難民唯一或唯二的聯繫和生存依靠。這些電話，有些暗記在腦海之中，許多則是抄寫在小小的紙條上，妥善地藏在身上隱密處，生怕被海關或安全人員搜走，斷了一線生機。

記得在一次面談中，一個歐吉桑不知道是從身上哪裡，迅速取出了一張摺了好幾折的字條，上面記了幾個電話號碼，但我看見上面還有幾個歪歪斜斜的字，寫著:「英國、自由、民主、人道國家」。我想，這或許是這位歐吉桑為了面對移民局審問而事先記下的「台詞」。

英國的難民身分之給予，主要是以對方國家的整體政治情況為考量，若非來自嚴格界定的戰爭或內戰國家，申請者幾乎百分之百被否決。比方說，天安門事件之後，來自中國的庇護申請者，取得難民身份的比例，接近零。

我想，這位事先準備「台詞」的歐吉桑，不管他是否有機會向移民局官員說出這幾句讚美英國的「台詞」–「英國、自由、民主、人道國家」，他未來的命運，其實都還是一樣。但是，寫在這稀爛紙條上的那幾個歪歪斜斜的字，卻異常真實地烙了個印子在我的心裏。

「自由」、「民主」、「人道」，這些西方象徵性的「理想」或自行建構的「偉大傳統」，總是像「水中月」那樣地幻魅游移，比不上艱辛離鄉者承受的痛苦所帶來的最真實的詮釋。這些字眼，如果寫成一首歌，那麼，只有那無家可歸的流浪者才有資格傳唱；他們的勇氣，也鼓舞了許多人維護這些價值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