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真 2005. 5. 20.
常有個感觸:對立雙方,往往對對方採取一種極其簡化的理解方式。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但我看「旁觀者」其實也不怎麼「清」,有時恐怕更「混濁」。簡單說,誰也不想了解誰。
問題是,簡化一個複雜問題,對誰都沒有好處;世界不會因為你的刻意簡化而變得簡單平板;把「敵人」簡單化,或許對凝聚「意識」或「情緒」或選票,有點幫助,但它不過是自欺欺人。像Michael Moore 在《華氏911》,把布希描述成笨蛋,但高達卻嘲笑說,布希顯然不會比Michael Moore更笨。
對立雙方,為了凝聚同仇敵慨的氣氛,彷彿「我方」獨佔了真理,於是往往不喜歡自己人太了解對方(以免中毒?),阻絕對話,隔閡越深越好,彷彿這樣才能壯大聲勢,拉到更多同志。
但是,對「敵人」的刻意簡化,其實只是壯大了「敵人」,而不是壯大自己。許多不必要的悲劇和衝突,似乎就源自這樣一種「根本的」誤解;我們遺忘了一些廢話一般的真理。也許維根斯坦說得沒錯,這些廢話一般的真理,「因為就近在眼前,我們反而因此常視而不見」。
我有一篇文章,談到我在某年某月某日「推翻」了國民黨。大約是十五年前或更久之前,那一天,我在吃路邊攤,打開桌上一份我從來不看的民生報,看到一篇報導,講到林洋港先生兒孫滿堂。報導很簡單,不外說林先生很喜歡含飴弄孫等。但我一看,十分震驚,啥咪?!「魔鬼」也會含飴弄孫?真不可思議。
我於是開始想,我怎麼了?為什麼我以前從未想到這樣一件根本無庸置疑的事?為什麼我以前總認為國民黨整天抓人關人殺人抹黑造謠,簡直壞到入骨?為什麼我一直到現在才發現,原來他們也是人?
「原來他們也是人」,只是一句廢話,但我過去卻從未想到這樣一件事。我想到國民黨,通常就只是想到混蛋王八蛋,而不是想到「人」這個字。等我想到這句廢話之後,才恍然大悟,原來國民黨就是我,我就是國民黨;他們如果很壞,那我其實也好不了多少。我不是說我做過類似的傷天害理之事,我只是突然感覺我們都是「人」,既然都是人,就是一家人,不但有其共通之處,你我其實也沒有多少差別。岳飛若還活著,恐怕繼續喊打喊殺,秦檜若生於今日,搞不好是個反戰人士。
就在那一天,國民黨就這樣被我「推翻」了。他們不再構成威脅,甚至讓我感到一種愛憐。當我的眼光改變,世界似乎也跟著變了。我大概能體會梭羅為什麼說英帝美帝算什麼東西,只要你心裏保存著「某種東西」,單憑你一人,就能讓大英帝國像「破紙屑」一樣在洶湧的海浪裏七上八下。(…a tide rises and falls behind every man which can float the British Empire like a chip, if he should ever harbor it in his mind.—見《湖濱散記》。)我於是也能體會最近看到一行禪師的一句話,他說:「在最殘暴的獨裁者身上,看到自己的存在。」
Martin Scorsese 有一部電影叫《Kundun》,我在英國看過無數遍,講十八歲時的達賴喇嘛。裏面講到共軍入侵西藏,屠殺無數喇嘛和平民。其中有個將軍,奉毛澤東命令來找達賴施壓,要他與中國政權合作,當個傀儡。
這位將軍帶著槍衝進來找達賴,惡形惡狀。其他人在他離去後,大罵「魔鬼」,少年達賴卻若有所思,喃喃自語說:「原來他們也是人。」這樣一句話,卻給我莫大感動;我幾乎快忘記這麼一個無庸置疑的事實。
如果世界硬要分成好壞兩邊,那我的心,顯然跟「壞人」更要親近一些,好人的世界卻離我較遠。不知道為什麼,當我看聖經,總忘不了那個出賣耶穌、在樹林裏上吊的猶大。我當然也敬愛耶穌,但我的血液似乎跟所謂「壞蛋」更有一種與生俱來的kinship(親系譜)。我不是假謙虛,更不是說我做過什麼壞事,但它是一種很難用言語表達的感情。我在一種近乎絕望的痛苦裏,擁有了這樣的感情,體會了這些廢話以及這個kinship的存在。
【附】:節錄一段給姪女的信:
叔叔也很愛星星,劍橋因為很荒涼很暗,所以星星特別多,多到常讓我感到很吃驚,彷彿星星一個個會說話。
出國前,有兩年時光,周末周日在花蓮,每次都是深夜一點的火車抵達花蓮。叔叔常一個人騎摩托車在海邊逛(常去七星潭),聽那海風,看那滿天繁星,心裏有說不出來的感動。
跟妳一樣,叔叔之前也曾買過一堆會發出螢光的塑膠星星,貼在房間牆壁上。夜晚熄燈後,牆上星星就一顆顆亮起來。可惜不夠黏,星星常會掉下來,所以後來就沒貼了,不過這些螢光星星都還在。
畢業後,在林口長庚工作,開始有了收入,當叔叔有了頭兩個月的薪水後,也是馬上買了一架超大型望遠鏡。叔叔花半個月薪水買它,只是為了看星星和月亮。後來,家裏陸續出了事(妳奶奶不久之後突然去世),所以我就把這望遠鏡裝箱收藏,從此沒心情再看,十幾年了,至今仍放在台南家裏某個黑暗角落。
但叔叔一直記得那一年在林口長庚,國民黨一直仍想抓我去坐牢,情治單位就像鬼一樣整天跟著我,而且給每個醫院施壓力,百般折磨。每家醫院總是因為我的叛亂案而叫我自動辭職或解約,從高醫到草療(草屯療養院),一家換過一家。當時長庚也差點承受不住壓力,而我因此也避不跟妳奶奶和阿公見面,於是就躲了起來,一躲躲兩年。
當時,我和妳嬸嬸在林口租了一間兩千五百塊的小房間,房間在頂樓,外頭就是頂樓陽台。我那時還從醫院急診室撿到一隻小小的膽小流浪狗。牠真的很膽小,膽小到連看到小貓也會怕,所以我們就叫牠阿乖,收養在那個陽台上。一家「三」口, 個個失去家,常覺得人生很絕望,彷彿看不到明天。
但我記得,當時天氣熱,林口公西鄉路邊常有賣大西瓜。有一次,下了班,騎著摩托車,順便買了一粒西瓜回家,然後我們就和阿乖在陽台一邊玩一邊吃著西瓜。看到天上一輪明月,於是我拿出那架超大型望遠鏡來看個仔細。看著星星, 看著月亮表面,看著底下巷子一些行人,看著遠方或明或暗的燈火,心裏突然有一種很深的憐憫。也許就像電影《哭泣與耳語》說的,「這就是幸福,不可能比這更好了」,我不該感到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