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難以承受的重

陳真 2005. 6. 20.

為什麼「你可以得罪一個政權，可以得罪一個小人，但千萬不要得罪一大群小人。」？因為那將缺乏一種意義感，而「缺乏意義感」的痛苦是最難承受的，可以說是「生命難以承受的重」，因為它太輕了；輕到幾乎毫無重量，但是，當它擺在某個生命的肩膀上時，正因其輕，卻更顯巨大。

當國家抹黑你是暴力份子，指控你叛亂、陰謀反政府等等，放在一種時代意義下，你是莊嚴的、有意義的。即便四面楚歌，即便身心受創，即便飽受污名，你所承受的痛苦，依然具有一種嚴肅感。至少，你知道在某個角落你有一些識或不識的同志，共同承擔這些折磨。

但是，當糟蹋你的人不是國家，而是一大群沒頭沒臉的匿名小人時，你所承受的痛苦便顯得很沒有意義、很低級，也很孤單。

（插播一下：別以為小人是那些無名小卒，正好相反，據我深入調查，這些白天「史豔文」、晚上變「藏鏡人」的小人，在現實生活通常是吃香喝辣的正人君子造型，比如XX大學 XX 系XXX教授，比如 XX 醫院 XX 醫師，比如 XX 療養院 XX 醫師，比如 XX 學院 XX 教授，比如…算了，算我不敢「比如」吧，你沒看過《大長今》嗎？我看我若一「比如」，肯定馬上又會遭人暗算，簡單說就是族繁不及備載。另外還有一些甚至以「清新形象牌」造型出來選議員、當立委、在政府中央當大官、在醫學院當主管的。只要四下無人時，他們就會變成另一種模樣。）

這樣的人，你可以得罪一個，可以得罪兩個，但可別得罪一大群。國家要折磨你，得費一定工夫，比方說請法院派給你一個罪名，不斷發給你傳票，但小人要折磨你，卻只是在他的談笑之間就能讓你飽受折騰。

苦難可以分攤是很重要的，苦難的來源更重要。在一種具有公眾意義的舞台上，痛苦便為特定集體（如「黨外」）所共享。不但痛苦因之縮小，而且，如果你臉皮夠厚，日後還能轉化成一種政治資源，就像什麼兌換券一樣，累積足夠點數之後就能兌換獎品。

但是，當你以一種幾乎不為人所知的方式得罪一大群小人時，那些折磨和痛苦就顯得很低級，不但不會成為一種資源，在可見的將來，它仍然只是一種恥辱，一種莫名其妙的污點和恐怖記憶。

當事件以一種幾乎不為人所共知的方式進行，當歷史的光芒沒有照耀到這個角落時，你就得含冤以終了；你所承受的痛苦，不但只能有你一人承擔，而且，這樣的痛苦是如此缺乏意義而猥瑣。你將百口莫辯，因為沒有人對它感興趣，就好像我們不會為腳下一隻昆蟲的死起惆悵一樣。

再說，我對台灣人這方面的人性完全沒信心。台灣人雖然喜歡捧權勢人物，但卻有一種見不得別人好、打落水狗的變態心理。只要是好事，能不信就盡量不信，只要是壞事，一般當然是迫不及待完全相信囉。而且，即便是「完全相信」還算是有點人性的；若是菁英，不但完全相信，他肯定還會進一步幫你加油添醋，發揚光大，並且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免費替你宣傳。

我對人性有信心，但我對滿口漂亮話的菁英的品性，基本上完全沒信心。漂亮話講越多，越是舞文弄墨講偉大講深刻講愛心，我對他的信心指數就越低。他們講了一萬句漂亮話，但我從未見他們為此承受任何一點損失或痛苦，反倒看他們越來越飛黃騰達。

很多人自殺並不是因為他承受的痛苦在「絕對值」上特別巨大，而是因為他所承受的痛苦太低級，太缺乏意義，太孤單；既不會寫入歷史教科書，政治表揚大會上也不會有你一席之地，你是完全孤立的；你所遭受的糟蹋、冤屈和無奈，大概除了上帝和你的阿那達以及二、三知己好友之外，不會有人感興趣，就好像路邊一隻滿身潰爛的流浪狗，牠所承受的痛苦之不為人所關心一樣。

當我們把眼光聚焦在公眾事物之可歌可泣的同時，別忘了那些孤獨承受痛苦的生命。不管他這個痛苦是來自於公義或來自私人事務，那才是痛苦的本質。

別說什麼苦行，也別說什麼政治受難歷史榮光，那些痛苦才真的是微不足道。如果有一項職業叫做「苦行」，像核四公投促進會所辦的那樣，一天走個八小時、十小時，走完之後住大飯店，吃好料，隔天還能在報上專欄發表救國救民感言，教訓世人，呼籲大家「要覺醒」。我想，如果有這麼好康的工作，大概會有一千五百萬人來應徵。

但我們卻往往寧可錦上添花，把感情交給這樣一些稱不上痛苦的所謂痛苦，卻鄙視或漠視那些真正的痛苦，那些無法言語、難以表述、不為人所感興趣、缺乏公眾意義的痛苦。

在我看來，一如藝術的價值在於理解事物幽微之處，文明指標也在於關注個別苦難，而不在於關注舞台上彷彿意義非凡的公眾人物之痛苦。他們已經夠燦爛；他們越是燦爛，陰影越大，生命幽微之處之細膩與豐富也就越是隱而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