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滋味//飛越杜鵑窩

彭明敏在《自由的滋味》裏，開頭是這麼寫的：

「海島的最後一絲微光，在後面漸漸地消失了。我差不多已經到達了公海，擺脫了國民黨特務的掌握，在我一生中，從未感受到這樣『真正』自由的感覺……自由的感覺是那麼強烈，幾乎使心身承受不住。」

我七老八老才出國，出國後，來到這樣一個可以自由思想、閱讀的學術環境，心靈的震撼大概就像彭明敏所形容的那樣，「在我一生中，從未感受到這樣『真正』自由的感覺……自由的感覺是那麼強烈，幾乎使心身承受不住」。我生平第一次有一種「受教育」的感覺，生平第一次開始使用我這個幾乎從未用過的頭腦，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什麼叫做「心靈的自由擴展」（羅素語）。那種心情和感受是很難用言語表達的，它是如此令人激動，彷彿你需要一個大海，越大越好，然後對著它痛哭一場。

當你痛苦時，你不怎麼悲傷，可當痛苦在你身後不遠處時，悲傷就來了。很多人在憂鬱症時不自殺，當憂鬱症逐漸改善時卻自殺了，也許就是這個道理。

各位看過電影《惡魔島》（Papillon）吧？囚禁惡魔島上的無期徒刑囚犯巴比龍（Papillon），在幾次逃獄失敗後，垂垂老矣，但他仍想逃。有一天，發現某種海浪韻律，藉著計算這個韻律，也許可以把自己飄向大海彼岸。

實行這個脫逃計劃時，獄友哭著跟他說，「拜託不要這樣做，你會死掉。」但巴比龍執意冒險。告別了好友，從山崖一躍而下，縱身怒海。

當海浪終於把他飄離惡魔島的範圍時，他在大海上載浮載沉對著天空大聲喊說：「王八蛋你看！我還活著！」

我的「自由的滋味」差不多也是這樣。

我有時想，我若不是出生在台灣這樣一個社會，而是出生在西方社會的話，恐怕早就拿到兩百個諾貝爾獎了，因為我看西方這些「大學者」或「偉大心靈」，其實也看不出他們的頭腦或心靈偉大在哪裡，挺平庸的，他們只不過是因為有個好社會、好文化和好家庭。

不過，文化、社會有好有壞，人生路途好壞卻說不準，因為人生不但只有一回，而且獨一無二，你無從比較究竟是這樣好或那樣好。也許這一條過去現在和未來都依然充滿痛苦、折磨和不幸的路，才是上帝幫我安排的一條最美好的路也說不定。

但是，結果的好壞雖不足為論，人心依然是趨向自由的，除非他根本不知道有這個可能性。要不然，如果你明明知道人事物充滿了無限內涵時，你不可能會滿足於一種極度反智、空洞麻木的社會。

我不是說我們都應該出國。這跟有沒有出國旅遊或留學，實在沒有什麼必然關係。台灣遊客和留學生比例舉世名列前矛，比蟑螂還多，可它卻依然封閉，封閉得像個監獄。監禁的不是肉體，而是心靈；監禁的不是行為，而是思想。

我記得大概是柏楊提起的吧，他說，外國人看世界是一整個空間，但有些社會的人，視野卻大有障礙，兩旁看不到，只看到中間一小塊。不過，台灣人更厲害，他的兩個眼睛只能看到兩個點。除了這兩個點，其它一切都看不到。

在這樣的社會裏，你根本不可能講話。不是因為有什麼獨裁政權壓迫你；獨裁政權豈有可能壓制我們的心靈和思想？你之所以不可能講話是因為這個社會只看到兩個點，其它都看不到；萬一你看得到，那你就是語無倫次的怪人，別人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或想什麼。

出國後沒幾天，我寫了一篇文章給反戰專家看，文末說：「我們逃走吧！」這文章叫做《飛越杜鵑窩》，表面上講的是反智、麻木的醫界，但整個台灣社會其實也一樣。

這文章很多地方轉載，恐怕超過十本刊物，其中包括長老教會的《教會公報》，甚至還給文章畫了一個插圖。但我有點納悶，讀者的閱讀心得，跟我這個作者心裏想的，是同一回事嗎？他們會不會想歪了？如果有這麼多人欣賞這篇文章，為什麼台灣還會令人窒息呢？

記得很久以前在一個台灣精神醫學的論壇上，我寫了這麼一段話：

「身為精神科醫師，我一直有一種深深的鬱卒，覺得台灣精神醫學界是一個像軍隊那樣令人窒息的團體，幾乎沒有討論問題的空間。雖然有一大堆研討會，也有內部刊物，但那種討論是設了限的、單向的、政令宣導式的，身處其中，不必有人來提醒你，你就立刻能明白有許多事你『不可以』質疑。

我不是在說精神醫學界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內幕必須接受質疑，我指的是這個學科的「知識」本身及其操作（practice）上可能會有的一些很根本的問題。可是，在這樣一種『當兵』的普遍氛圍下，這些知識和操作上的問題，在台灣卻從不被質疑。有時眼看一些比我年輕的精神科醫師，我都忍不住會想：他們加入這一行，對他們的思考能力和品性是有益的嗎？」

寫完之後，馬上遭到一位洪成志大夫的炮轟和嘲笑。他說：

「我把精神醫學當科學來看，不能驗證的討論，我私下把它當作聊天。。。。。許多只有熱情、思想、邏輯，卻沒有身體力行的人，所討論的內容大多空洞而經不起考驗。若是無聊，當作一種 2100 的聊天，或前一陣子網路上頗熱的921 聊天也無傷大雅。但我相信，那與腳踏實地的研究工作或身體力行的慈濟工作，有天壤之別。」

這位醫師大概以為天底下只有他在「努力做研究」，而別人都只是在「聊天」、幻想。

我跟彭明敏有點不一樣，獨裁政權對我來說，不是一個問題，因為我只要決心不要命了，誰能管得著我的心靈和思想以及手上的筆？就像王洛賓講的，「我心裏有一架鋼琴，無日無夜不在演奏樂曲，手斷了，心還在彈，沒有人能使我離開音樂。」

的確沒有人能使我離開音樂。但是，如果你處在一個不僅不懂音樂、甚至連音樂這回事也根本沒聽說過、或是把音樂視為異形的社會，你是不是會覺得有一種啞口無言的窒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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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越杜鵑窩

原載【教會公報】

陳真 1997. 10. 28.

十幾年前，陳永興醫師寫了一本書叫《飛入杜鵑窩》，敘述台灣精神病人悲慘處境，毅然投身其中。當時我還是高中生，閱之悲從中來。十幾年後，我也當了精神科醫師，卻盡一切努力，飛越了杜鵑窩。雖然少了許多的悲壯，但不管飛入飛出，或許都是基於同樣的情懷與夢想。

有時，我會奇怪地“盼望”自己也有些精神病基因，在體內、在血液中，發生作用，當然，不要作用得太強。至於這樣會有什麼好處，我也不知道。不過，人總會有些夢想，就像音樂家江文也的祈禱：「徬徨於藝術中，求道者最大的祈禱」， 或許這樣生命反而會感到一些自在吧。

杜鵑窩，其實並不是由病人組成，至少在台灣是如此。醫生護士以及各種工作人員，才是真正要角，病人只是舞台背景，這裏演的是一些詭異的戲碼。喜歡刺激的觀眾，期待的寫實情節，不是主戲，頂多只是插曲。劇情沒有高潮起伏，也不感人肺腑，但卻詭異萬分，因為沒有人看得懂，演員唸的是自己也不明白的台詞，雖然劇目永遠不變。

男女主角當然非醫生莫屬，而且身兼編導，拍一部連自己也看不懂的戲，不是國王有沒有穿新衣的情節，也不是偉人立志的故事;「保證看不懂」，是這齣戲的真正主題。

可以換導演嗎？實在看不下去了，我們逃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