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力亞：回到眾生的一般形態（二）

2005年4月5日，清明節。

在一個遍佈200多個名人的地方，到處是震耳欲聾的鞭炮和燃燒紙錢的煙霧。來自北京和廣州以及其他地方的這裏的子孫們，穿著制服、在警察的警笛聲中來到高大的陵墓前，祭奠死去的人們。朱力亞默默地看著他們，說：其實，偉大者和平凡者死去並沒有什麼兩樣：得到同樣的紙錢，得到同樣的祭奠。

“當然，我也可以成為一個英雄，儘管我的敵人只有一個，艾滋病。”她微笑著說。一陣風將紙錢燃燒的煙霧吹過來，把朱力亞淹沒在裏面，煙霧嗆得女孩眼神有些迷離。

這一天，距朱力亞發現自己感染艾滋病毒366天。幾個月前，她逃離遍佈同學和朋友的城市，逃離大學外語系青春飛揚的教室，來到這個偏僻的小城。

2004年4月4日，朱力亞，在她的外籍男朋友離開當地回國治療艾滋病不到48小時後，被外籍男友所留學的大學外事機構找到，證實了朱就是這位留學生的中國女友。在自己大學老師的勸說下，朱到當地的疾病控制中心進行艾滋病檢查。正式確認她通過和男友的性關係，攜帶HIV病毒。

她的世界立即變成混沌的、黑暗的世界。

就在她被證實感染病毒的前後，在長江邊的這座城市的幾所大學裏，幾個女生的命運與朱力亞相同。不同的是，那幾個花季女孩不知道跑到了什麼地方，沒有人能夠聯繫到她們。而朱，走了一條和她們完全不同的道路。

“好累，活得好累，累到骨子裏了。”朱力亞感到對人生深深的絕望，“我覺得被這個社會抛棄了。我能否通過努力，找到死亡前的真正的自我？”

朱力亞，是中國艾滋病群體中，惟一有勇氣公開自己病情的在校女大學生。

出身貧寒的姑娘

1982年9月，一個女嬰誕生在西安一個極其普通的家庭。父親不認識幾個字，從事當時非常吃香的司機職業，母親是一個高中畢業生。這個孩子的到來，讓這對自由戀愛的夫妻充滿了歡樂。從小，朱就是這個家庭的寶貝。

這個家族很龐大，朱的爺爺有4個弟兄，5個兒子。爺爺奶奶喜歡比較聽話的小孩，就不喜歡她的爸爸，因此她的爸爸失去了讀書的機會。爺爺奶奶僅僅讓他在家裏勞動。

父親和母親自由戀愛了。爸爸會開車。雖然沒文憑，但是開車也算個不差的工作。這個婚姻遭到了朱的外公強烈的反對。

“我覺得我媽媽很偉大，他們自由戀愛，在一起了，日子雖然不寬裕，但還是很幸福。然後我出生，我兩歲的時候，媽媽下崗了。”

似乎是遺傳，朱繼承了母親對愛情執著純粹的追求，她認為自己的病情和自己的愛情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朱的媽媽今年45歲了，丈夫比她大3歲。沒有工作，要生存，他們就決定到附近農村買農田種地，媽媽自學農業技術，種菜。冬天就搞大棚溫室。由於父親大字不識幾個，他只能幹體力活。

這對夫妻將希望寄託在女兒身上，他們把女兒送到當地比較好的學校，和一些家庭背景很好的小孩一起上學。“我自尊心特別強，雖然家裏條件差，但是在別人面前很高傲的樣子，不讓別人看不起。”朱回憶說。甚至現在朱在給父母打電話的時候，儘管是長途電話，儘管每一句彙報的話語都是謊言，但是朱眉眼間對父母的愛意，真誠而自然，幾乎讓人感覺她仍然沒有長大。

事實證明，這個女兒給了父母安慰和自豪。初中畢業的時候，這個18歲的姑娘考取了湖北荊州的一所中專，學習外語。

讓老師和同學驚訝的是，這個長得不是很漂亮，個性卻極其強的女生，用2年的時間學完了3年的課程。在這所中專，每年只有3個保送大學的名額，朱就成功地申請了一個，成為這個學校一個沒有畢業就被送到大學讀書的學生。

2002年，在選取大學的時候，朱力亞看中了學校名字前面有“中國”字樣的大學。“我總以為，以中國開頭的大學是最厲害的。”她戲謔自己當年的無知。

優等生

在大學，朱力亞似乎到了天堂。“我家裏太普通，我要通過自己的能力改變我，改變家庭。”

在學校，強烈的成名、出人頭地的信念，讓朱獲得了更大的精神力量，她憑藉自己優秀的成績去做兼職，掙學費，沒有伸手向家裏要錢。“我覺得自己就是挺有能力的。我上大學都是靠自己，有很多家長都是給學校送禮呀，而我沒有。”她說。

當別的女孩子仍然躺在父母給予的金錢和幸福之上求學的時候，朱力亞已經開始了自己獨立的人生；當別的女孩為英語四級考試發愁的時候，她的英語級別早已經在中專時就過了四級。在中專過四級讓她感到風光無限——中專生考英語級別，需要考二級，三級，過了三級才能考四級。朱力亞和大四的女生住一起，學姐們蹺課的時候，她替她們上，幫她們考試，當槍手。

“我一般都拿自己的優點和別人的缺點比，所以很難自卑。但是我比較自閉，一般不會把自己的全部故事告訴別人。”

在這樣一種奇怪的心態中，她取得了讓別人羡慕的成績。更為讓同學驚訝的是，她找到了一個英俊的外籍男朋友。這讓眾多希望通過國際級別的戀愛達到出國目的的女孩子更是豔羨不已。

朱因為其傑出的表現，成為該大學一部分入黨積極分子的輔導老師。就在她即將入黨的調查函發到學校的當口，2004年4月，艾滋病毒在她身體裏被發現。入黨對她成為泡影。“一些老師也許認為，一個黨員的名分給一個HIV病毒感染者，有什麼用呢？不如給一些能夠在找工作時用得上的學生。”

流浪的女生

感染病毒的朱，徹底地正視這個世界，一個從來不在乎艾滋病的女孩子，一下就被對艾滋病的恐懼和害怕周圍人的心理擊毀。

在自己獨處一間房子的日子裏，她拉緊黑色的窗簾，讓屋子裏沒有一絲光亮，就一直坐著、坐著、坐著。“我好像什麼都沒有想，腦子裏是空白，我不知道自己該如何做，也不想死。我深刻地感到，出了這個門，看任何人、任何東西，包括路邊的一朵小花，甚至風，都已經和我無關。”

她開始包裝自己。小心而不露痕迹地表演自己。跟她玩的女孩子沒有人會感覺到她身體裏有一點點毛病，而且更不會感覺到她是這個病。

她在截止今天長達一年的時間裏，建立謊言世界，幾乎對所有人。她不知道，將自己的實情告訴別人後，會面臨什麼災難。

她想她的愛人馬浪，那個已經回國，但不知道死活的、給予她人生第一次愛情的男人。“我不敢安靜下來，如果這樣，馬浪就迅速佔據我整個腦海。他畢竟是我愛的男人，我現在為止惟一的愛。”

2004年10月，一個偶然的機會，她去了中國艾滋病人比較集中的河南。她突然發現，除了生命長短和自己一樣之外，那是一個更需要幫助的群體。她自己，是不要憐憫的。

幾個月前，她來到了這個偏僻的縣城。在當地，她立刻成為了名人，走在街上，一些父母熱情地和她打招呼，小孩子的父母把孩子送給她，學純正的英語。2005年4月6日晚上，在課堂上，她用西方的教育語言的模式講課的同時，當地的父母們如在菜市場一樣，隨便地打斷課程，去打孩子，去為孩子喂水。

在當地一家最豪華的飯店裏，很多人知道她，她在這裏開過講座；在一家漂亮的餐廳，也經常出現外國人和朱一起進餐的情景，他們用英語熱烈地交談。

她幾乎每天給爸爸媽媽打電話，說一些虛構的情節和故事。“如果我是一個美國的艾滋病人，我根本就不要這麼累，我能得到起碼的尊重，會得到父母的尊重和愛護。但現在我無法得到父母的愛護。如果說出來，我就死定了，父母也死定了。對我這樣的女孩子，更厲害的武器不是艾滋病，而是人言。”

2004年9月，《南方人物周刊》偶然得知了這個大學生的故事。一個月後朱打來電話說，想通過《南方人物周刊》改變自己的現狀，引起人們對大學校園艾滋病的關注。

她瞭解到，我們始終關注著中國的艾滋病群體。

拒絕憐憫

8個月中，朱的每一步前進，都充滿了痛苦的選擇和搖擺。

她害怕父母同學親戚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的事實。她曾經安慰自己，父母在遙遠的西安下面的一個城市，是不看報紙和雜誌的，也不會上網；她害怕失去目前可以隱藏自己身份的工作和生存環境，她不知道在整個中國，究竟哪里可以容忍她以一個艾滋病人的身份坦然而正常的存在和生活。

《南方人物周刊》做了思想準備，如果朱拒絕公開自己的病情，將隨時準備放棄關於這個女大學生的故事，這取得了朱的信任。從開始時故事和細節的撒謊，到最後的道歉、修正及坦然，朱走了8個月的時間，我們，也等待了8個月。

朱找到了一個說實話的地方，她只有在這個時刻，才快樂地體會到，可以承認自己是艾滋病毒攜帶者，可以輕鬆而不需要小心地和人一起吃飯。“說真話的感覺，真像蝴蝶在飛。”她說。

她害怕這個社會的心理始終沒有消除。儘管還沒有想到，公開之後如何面對父母和同學。但朱已經堅決地決定，不再過這種自欺欺人的生活，她要背負著人們對艾滋病人的歧見，真實地生活。

“我不奢望自己能給社會做多少貢獻，我要讓人們知道，我們這個人群，需要勇氣和力量，改變已經被艾滋病改變的生活，回到眾生的一般形態。”她說。

她不停地和我們用電話、電子郵件、書信交流，她深刻地反省著自己和這個社會當下的形態，試圖從自己的遭遇中，總結出一個普世接受的對艾滋病群體的態度。

（注：為了目前的這份賴以生存的工作，她建議人物周刊暫時使用朱力亞這個名字。她憂鬱地笑著說：這可以讓他們猜不到是我。在不測的時候，為她逃離那裏，提供一些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