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不遠

陳真 2005. 7. 16.

續《我所知道的英國紳士》

我把英國講得這麼爛，義和團人士聽了可別開心。事實上，他們之歧視亞洲人也不是沒有道理。比方說台灣，幾個人把法律或規範當一回事？甚至連遵守交通規則或拒絕扯爛污，都很可能會被人看成食古不化；在團體內部，更可能被視為一種敵對行為。無數荒謬的事，不但普遍而公然地進行，甚至視為理所當然。

比方說，英國選舉沒有請客買票抹黑等等這些問題，台灣卻不管選什麼，包括選大學校長，這些都是必然會有的，選舉十八招樣樣俱全。不單是出現在選舉，而是隨時隨地出現在生活中每個角落，此乃打擊敵人之必修功課。人們不是學習講道理，不是學習反駁對方的想法，而是學習打擊對方這個人，彷彿只要把對方打倒，一加一就可以等於三，他講的一切道理也會跟著一併失效似的。

在英國，我常覺得少數民族或外來移民權利縮水，但在台灣卻更恐怖，彷彿沒有人認為你有人權；或者說，眾人的腦海裏根本沒有人權這回事。當然，侵犯別人時，根本不會去想到什麼人權，毫不猶豫，但保護自己時，卻保護到一種簡直神經過敏的地步。

在英國，外來移民是二等國民，但在台灣，你卻經常連「人」都不是，沒有人把你當人看。除非他對你有某種顧忌時，才會「饒」你。別人若不來糟蹋你，不是因為他尊重你是個人，你擁有各種人權，而是考慮各種利害看划不划算。若是四下無人，若是確定安全無虞，依我看，台灣菁英十個有八個什麼事都敢做。

英國之所以不會像台灣那樣普遍發生各種糟蹋人權或倫理規範的事，不是因為他們的法律很周全，而是因為他們普遍看不起那樣一些行為。我們總不可能凡事都訴諸法律。除非這個社會普遍對某些行為感到鄙視感到齷齪，否則，它就會不斷發生。

在西方，人們只講權利義務，以一種可以客觀評價的東西來檢驗是非，但在台灣，卻滿口仁義道德；講修身養性，講溫良恭儉讓，講溫馨崇高的什麼愛心和種種聖賢道德犧牲奉獻，既曖昧又抽象，常不知所云。當然，那些都是呼籲別人去做但自己從來不做。就如柏楊所批評，在台灣，當一個人的權利被侵犯了，眾人不但視若無睹，甚至當這位當事人準備訴諸於法或做出抗議時，旁人卻反而會說這樣不好啦，心胸要寬大啦，「勸勉」你做個聖人。（可是，這些旁人對於自己的各種權益或利益，卻往往保護得近乎神經質。）

就像一部電腦，台灣社會輸入東西往往很快，別人有斑馬線，我們很快就會有斑馬線，別人有什麼，我們很快就會有什麼。但一切概念似乎都停留在講的層次，根本不當真，一種身外物，與生命無涉。別人反戰，我們也來反一反；別人反捺指紋，我們也來反一反；別人講伊拉克，我們也來講一講；別人談巴勒斯坦，我們也來談一談。這一切都沒問題，但若沒有生命在裏頭，就一切都失去意義。

我們不可能關心幾千公里外一群阿富汗俘虜的人權，卻不關心就發生在你眼前的人權事件。我們也不可能關心遠在萬里叢林一隻黑猩猩的處境，卻不關心就在你眼前的一群人的處境。

道德可以有不同選擇，但道德必然具有一種一致性。我們不可能在實務上關心每個個案，但在「態度上」，我們卻應對所有個案有著同樣的關心。我無法理解一個人居然能關心一群千里外的陌生人人權，卻毫不關心就在你眼前或四周的人的人權。

事實上，可以這麼說，「巴勒斯坦」不遠，它就在我們四周；「伊拉克」也並非遠在千里之外，它就近在眼前。我們之所以關心那些遠在天邊的世界，是因為我們關心自己，關心方寸之間，關心周圍這個小天地。我們遠離家門，飄泊在外，難道不就是為了找到一條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