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個像那個守門的校工那樣的人

陳真 2005. 8. 17.

劍橋學院餐廳有一種「高桌子」(high table),自成一區,只有教授才有資格坐。維根斯坦一般都是坐在學生區最角落,不與人聞問。但他曾坐過一次高桌子,結果吃一半就不吃了,摀著耳朵逃出來,因為受不了周圍教授的談話。他說,這些人言語不真誠,充滿虛榮,讓他想吐。

有一次,有人與他聊天提到,劍橋即將舉辦一場研討會,各地菁英將匯集於此,維根斯坦說,「這聽起來等於說:劍橋即將發生一場瘟疫。」雖然他不需要參加也從不參加,但他在「瘟疫」來臨的那一天,仍然逃離劍橋,跑到倫敦去玩;他連「接近」瘟疫都受不了。

我納悶的是,如果連這樣都受不了,他若身處台灣怎麼辦?他若聽到台灣菁英那些「深刻」的「對話」或「論述」或「崇高理想」,豈不是得當場咬舌自盡算了?

他甚至連羅素的反戰事業都受不了,幾次勸羅素改邪歸正。有一次,羅素準備出席一場和平基金會的成立演說,在街上遇到維根斯坦。維根斯坦很不以為然,他覺得羅素缺乏真誠。羅素很不高興,反駁說,「蝦米?我不能成立反戰團體?」「難道我若成立一個主張奴役兒童的團體就比較好?」維根斯坦點頭說,「那當然啊。」

幾年前,貝魯特大學數學系系主任 Wasfi Hijab 來劍橋,他是維根斯坦的一個學生,也是當年劍橋 Moral Science Club的祕書(Moral Science Club 就是維根斯坦和 Karl Popper 起衝突的那個哲學聚會,每周一次,至今仍存在),因為想寫一本有關維根斯坦思想和個人回憶錄,來到劍橋的維根斯坦檔案室一年,每周有個聚會,討論維根斯坦(其實全部都是他在講),做為寫書靈感。

這系主任已八十多歲,講起話卻像小孩子,很單純。他說起維根斯坦一些往事,比如他經常勸學生放棄哲學,不要以哲學做為一種職業,經常勸學生去工廠工作等等,結果反而是最優秀的幾位學生不幸聽信維根斯坦的話,真的放棄學業,跑到工廠工作。

這位系主任,後來改唸數學。他說,他有一次跟維根斯坦走在劍橋國王學院那條街上,遠遠看到門口一位校工(porter)守門,突然愣住,停住腳步,彷彿受到什麼感動似的,手指著工友要他看,嘴巴裏唸著「你看!這樣的人,才是我所尊敬的」。他說,他一直記得維根斯坦當時的眼神。但我卻也一直記得他講述這件往事的眼神,似乎忘我,沉浸在過去某個時光,讓我挺感動。

這世界分成兩種人,老實與不老實。一種言語真誠,一種言詞矯飾,充滿虛榮。比方說出國留學,也許從不曾參加討論,但對同胞卻偏要說他「在劍橋學術重鎮,與西方學界展開嚴苛的學術對話」,以便讓你聽了自卑。

再說,哪來什麼「嚴苛的學術對話」?哪有這種東西?就算你天天上課、天天參加 seminar好了,這也不叫什麼「與西方學界展開嚴苛的學術對話」吧?問題不是你不能如此表達,問題是你如此表達的心態。

類似言論,俯拾皆是。這就是台灣,一個言語很不真誠的地方。至於像底下這樣的言論,那就更恐怖了:

「我們除了供給無虞的物質之外,是否也培養了年輕人無私的勇氣與真誠的理想價值觀呢?這就像給了他們一把能夠獨自開啟『現實人生與理想世界』的真理鑰匙。培養出具有國際觀,又能深刻思辯的『新青年』。」

這是在講龍應台的「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你要做什麼都行,問題是,有這麼偉大嗎?「培養年輕人無私的勇氣與真誠的理想價值觀」?這樣的言論本身就超級不真誠。別說什麼「深刻思辯」,一個稍微有點思考能力的人,如果不會對這樣一個基金會感冒,那才真的奇怪。

我去看了「龍應台文化基金會」的網站,上面說,這是由「一些文化界和企業界的『天真熱情理想家』」所成立的一個基金會(我看不出來他們哪一點天真,也看不出他們有什麼熱情與理想)。龍應台說,他們自己是「一群傻子」(太謙虛了,我看他們都頂尖聰明),自願「下海」來當「義工」(下海?有這麼委屈嗎?),為的是改造社會的文化與思想品質。她認為,以前的時代是要培養大家批判衝撞的勇氣,現在的年輕人則「需要深厚思想的底子」。

因此,基金會「就是要提供一個平台,希望我們下一代能用最大的格局、最寬擴的眼光、最全球的視野,最深刻的思想,來了解自己的問題,來認識自己的問題,停止閉門造車,自我邊緣的階段,我們不能再這樣走下去了。」否則將「失去競爭力」。

但依我看,台灣的問題不在缺乏什麼「最大的格局、最寬闊的眼光、最全球的視野,最深刻的思想」(聽這些矯飾膨風的言詞,真的讓人很想吐),台灣哪需要這些東西?龍應台自己就沒有這些東西不是嗎?一個考零分的社會,卻老是高喊著一百分的口號,這不正是台灣的主要問題所在嗎?很不真誠,很自我膨脹,整天忙著自欺欺人,滿口漂亮話。這就跟醫界一樣,基本的是非從來做不到,卻滿口視病如親、犧牲奉獻。

台灣的問題只是在於缺乏正常人,缺乏一種願意遵守交通規則,願意平平實實工作、平平實實講話的人。只要把這些基本的做人道理做到,那就萬事OK了,哪還需要什麼「最寬闊的國際視野」、「最深刻的思想」、「最大的心胸格局」、「最高遠的眼光」等等有的沒的?

再說,哪來那樣一些東西?世界上根本沒有這樣的東西。至少,我在國外從未見到;我只見到各行各業平庸無奇的各種正常人和士農工商各種正常作業,而且從未聽說有誰會如此敘述事情,什麼「最深刻的思想」、「最寬闊的國際視野」。

更何況,我從未在龍應台或該基金會那些名人或企業家身上看過什麼「最深刻的思想」、「最寬闊的國際視野」、「最大的格局」、「最高遠的眼光」、「深厚的思想底子」,如此玩弄語言,實在讓人聽了很痛苦。為什麼台灣菁英總是這麼不老實?

再說,西方人哪有什麼國際觀?比方說,英國人百分之七十不知道芝加哥在美國,這點國際觀就輸給咱們了吧。英國甚至六成以上的人不知道胡錦濤是誰,這比咱們更沒有國際觀,甚至還有不少英國人以為「台灣」是一家工廠的名字;有人甚至還好奇地問台灣留學生說「妳們台灣有冰箱嗎?」

夠無知了吧,但又何妨?世界這麼大,每個人只需挑他想知道的去理解就行了,你不需要把全世界記在腦海。我們缺乏的,從來不是一種知識,更不是一種資料,我們只是缺乏正常、缺乏平實,缺乏對簡單原則和基本是非的「當真」,個個都太「聰明」、太「偉大」、太會「競爭」了。

我不明白,這個基金會幹嘛關心我們的什麼競爭力?我幹嘛要競爭?我看台灣社會之所以會這麼不正常、這麼野蠻,恐怕跟整天只想拼競爭力有關。他不是對什麼真的感興趣或有熱情,他只是想培植一種競爭的本錢。這樣一種心態,難道還不夠強烈?強烈到幾乎可以說變態,難道還需要鼓吹?

該基金會說,他們要讓年輕人「直接接觸國際思潮與人物」,但我在國外多年,怎麼沒聽說過這樣的偉大人物?更不知道什麼是「國際思潮」。天底下哪有什麼「國際思潮」這種東西?這只是一種吃人的說法,自以為高人一等的主流菁英,自以為掌握了什麼國際思潮,其實真正的意思是「我混得很好,你們都應該向我看齊。」

龍應台誇讚同為基金會發起人亞都飯店總裁嚴長壽,說他「充滿宗教家的熱忱」。這位嚴先生我倒沒聽過,但基金會網站上說,嚴總裁「一直關心年輕世代競爭力的議題」。你看,又是競爭力!難道沒有所謂競爭力的人,就該為自己感到慚愧?拖垮社會的進步?是不是應該切腹自殺以謝國人,才不會影響國力?難道一個社會的文明良窈是建立在社會成員競爭力的大小?台灣各行各業已經競爭到你死我活,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了,還要再競爭下去嗎?

該基金會成立宗旨還說,他們要培養「新青年」,讓「新青年」能「直接接觸國際的思潮和人物,直接聆聽不同語言的演講,直接以英語提問和辯論,訓練作一個世界公民的基本條件。」

這種世界公民的「基本條件」夠怪異了吧,我很懷疑全世界有幾個人具備這樣的「基本條件」。感覺不像是個促進所謂國際觀的基金會,倒像一種好萊塢式的主流文化買辦,傾銷單一價值,單一文明,單一品味,單一思維。

我更不相信什麼聽幾場「國際學者」的演說,就能達成如此崇高、如此感人、如此犧牲奉獻的「偉大理想」,培養出什麼「深厚思想底子」的「新青年」等等等各種偉大目標。我更不知道那些偉大目標是什麼意思,有何人文價值可言?也許對培養跨國公司的某種經營人才有點用,但除此之外,有何意義可言?

我不是要打擊這個基金會。我不反對別人做任何事,但我厭惡誇大膨風,厭惡吃人,厭惡愚化。做什麼都行,但別侮辱我們的智商,不要用一些矯飾空洞的言論吃人。台灣菁英已經夠多,社會已經夠可怕,別再造就更多這類「新青年」來救國救民了。

我還真擔心我的小孩將來要怎麼在這種菁英出沒的吃人社會生存。我不是擔心他沒有競爭力,他書唸不好完全沒關係,工作做啥都好,別餓死就行。我擔心的是耳濡目染,沾染一種不老實的菁英習性。我的小孩將來若有機會看到這文章,應當時時記住老爸一生唯一的遺訓,做一個像那個守門的校工那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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