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李筱峰上四堂公民課：第一課：享有權利不必資格考

陳真 2002. 9. 29.

睡前不小心看了李筱峰先生「大作」《寡廉鮮恥上街頭！》，一下睡意全消。為免下筆失控，我先對著牆壁幹譙了五分鐘之後才開始來寫這文章。

講理不難，因為既然是「理」，總有個「邏輯」在，一板一眼的，論起理來其實十分簡單。但如果遇到不講理或對講理不在行的人，那就頭大了。這時你得傷腦筋想辦法跟對方溝通；甚至可能得刻意降低 IQ 來「配合」對方，以便找到一個雙方都能藉以溝通的「橋樑」。一旦溝通註定不可能成功時，閉嘴或直接開罵，大概就是最好的溝通方式。

我仍然相信李先生是可以講理的人，因為我就是看他寫的兩本書而大受「啟蒙」。李先生很不喜歡別人提到這兩本書，一提就會生氣，彷彿是一種「污點」似的，不過，我看不出來他這兩本大作有什麼不好，即便書裏頭口口聲聲歌頌三民主義。一本叫《叛徒的告白》，一本叫《恐龍的傳人》。

言歸正傳，長話短說。李先生這篇寡廉鮮恥的文章裏頭有兩個「推理」，一個是「你們是壞人，所以沒有資格要求權利」，一個是「你們過去沒有貢獻，所以現在也沒有資格要求權利」，否則就是「寡廉鮮恥」。這兩個推理簡單說就是：「你沒有貢獻，甚至反貢獻，所以沒有資格享受權利，否則就是寡廉鮮恥。」

可是，權利難道不是所有人平等共享？難道享受權利之前還要先經過一種奇怪的資格考或身家調查，審核資格？審查通過後才能擁有某種基本權利？難道我們必須在某個年代曾經走上街頭，曾經反抗強權，現在才有「資格」走上街頭？天底下有這種怪事嗎？

我現在講的這門課，算是專門為李筱峰這位跟不上進度的小朋友開的課後輔導，因為他落後進度太多。這堂課太簡單，其他小朋友其實不用繼續看下去，看到這裏就行了。

講別的我不行，講民主貢獻，可是罄竹難書，只是我從沒想要把這些「政治資源」拿來利用而已；對我來說，它們是「非賣品」。

請問李先生，當我和鄭南榕、陳水扁、戴振耀、劉峰松、黃昭凱、謝長廷、朱高正、江鵬堅等一百多人，於 1986 年五月十九號在龍山寺集會反戒嚴、準備去總統府抗議時，你人在哪裏？你沒來參加不是嗎？因為全部就那幾個人，全身濕答答被鎮暴部隊困在廟裏頭十幾個小時，誰有來，誰沒來，我記得一清二楚。

那是挺恐怖的一次經驗，因為是台灣人第一次反戒嚴示威，史無前例，下場如何，誰也沒把握。可是，你人在哪裡？

當我和黃昭輝第一次公開反蔣，舉起「反戒嚴，抗蔣家」的大幅白布條，遭受種種人身威脅時，請問你人在哪裡？在那恐怖年代，你有沒有寫文章罵過蔣家一句？沒有！甚至你在書中還讚揚蔣經國。

還有，當我 1987-8 年加入台權會時，你人在哪裡？會員手冊上找不到你的名字。

還有，當我們在 1989 年成立《台灣兒童福利協進會》，遭受許多實質迫害和抹黑時，請問你為雛妓、為兒童人權做過什麼？

還有，1989 年，我在彰化基督教醫院實習，因為幫當時挑戰「台獨結社」禁忌的「新國家連線」助選，之後被以叛亂罪移送法辦，前後幾年，不但工作受阻，連親友也飽受折磨時，請問你為台獨做過什麼貢獻？付出過什麼代價？在最為恐怖的島內台獨活動初期，我從未見過你的身影，從未見你寫過主張台獨的片語隻字。

江蓋世台獨行軍，第一次企圖突破台獨言論禁忌時，我追隨他上街頭，走了兩三趟，也從沒看到你參加。當時風聲鶴唳，喊台獨是馬上會倒大楣的，所以每次都只有寥寥幾個人上街頭。

1987 年，當我和戴振耀施信民劉峰松等二十四名環保人士創立「台灣環保聯盟」時，請問你在環保議題上做了些什麼？1987年，當我和戴振耀以及自焚去世的詹益樺，在恆春大街小巷開著宣傳車、宣傳反核電時，你為反核做過什麼？

當我和同班同學陳仁達，於 1994 年在華視禁食三天三夜，呼籲改造媒體時，你為媒體改造做過什麼？

還有很多很多，講不完。特別是社會運動方面，我看你大多缺席；你比較有興趣的似乎是「某種」政治方面，而你自己列舉來痛罵別人的那些社會運動，與你何干？我懷疑你有沒有參加過其中十分之一；你只是把過去曾經發生過的社運或反對運動統統和自己給扯上關係。

我並不是真的要以自己的「英勇事蹟」來嘲弄你，這樣實在有點低級不是嗎？我只是用你的邏輯來批評你。

我很納悶，你究竟做過什麼了不起的事，讓你敢這麼驕傲地公開對別人訓話？甚至以極其難聽的話辱罵別人。你大我十三歲，都比不過我的英勇事蹟，憑什麼驕傲呢？

我也納悶，難道你真的不明白，質問別人「當我如何如何時，你人在哪裡？」是多麼好笑、不講理。別人「人在哪裏」是什麼意思？人家也許還沒出生，也許唸國中，也許做著更重要的事，比方說，也許別人忙著養家活口、教育子女，也許別人忙著認真工作，照顧病患，也許別人忙著潛心研究或創作，也許忙著耕田、建造房子好讓我們有飯吃有房子住等等等，為什麼一定要去當個什麼「社運人士」或「革命份子」才算是一種貢獻？其它貢獻也許更重要不是嗎？

而且，在過去，人們的諸多權利被獨裁者剝奪了，所以有人提著頭出來批評說這樣不對，權利理應人人皆能享有，經過多年努力，終於有了點效果，很多人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權利，這時，卻有個頭腦不清的人跑出來說：你們這八萬人「真無恥」、「不要臉」，因為「你們過去沒有走上街頭」。這不是很奇怪嗎？你怎麼知道這幾萬人過去過著一種什麼樣的人生？你怎麼知道他們沒有貢獻？有沒有貢獻要怎麼評估？而且，過去如果動不動就有八萬個教師走上街頭，那還需要什麼「革命份子」出來爭取人權嗎？這不是邏輯不通嗎？

就算這幾萬個教師統統是廢物、統統是不要臉的混蛋好了，他們的權利難道不也仍然跟其他所有人一樣完整？難道讓更多人意識到自己的權利並敢於爭取，不就是我們奮鬥的目標？怎麼反而罵人無恥不要臉呢？

台灣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竟然有人以正當方式行使權利時，卻遭到公開的人格侮辱？而侮辱他們的人，居然覺得自己與眾不同、貢獻非凡。

再說，那些所謂反對運動或社運，又有多了不起？那難道不是我們自願去做的？既是自願，又有什麼好心理不平衡？而且，各人性向才情不同，憑什麼要求別人都一定要出來拋頭顱灑熱血？更何況，真正需要一點革命勇氣是屬於更早年代，至於 1990 年以後的台灣，從事社運或政治反對運動有什麼難？不但不難，而且還挺風光的不是嗎？

訓話是一種美德，但訓話要訓得有道理，才不會自取其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