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儒門短箋，言真意切，予人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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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自由的自由到自由的不自由

李敖

二十年前，在臺大文學院印度近代史的課堂上，一位風度翩翩的年輕老師，要學生繳出筆記，給他看看。全班都繳了筆記，可是一個學生卻繳不出來。老師問他：“你怎麼沒有筆記？”這個學生說：“筆記是中學生抄的，大學生不抄筆記。”

這位老師有雅量欣賞這個特立獨行的學生，他給了這個學生最高評分。

這位老師，就是國民黨員吳俊才先生；這個學生，就是“黨外人士”－－我。

一般情形是，師生緣份，都隨走出校門而結束，但像吳俊才先生那樣繼續幫助學生的老師，卻很少有，一如像我這樣繼續研究老師著作的學生也很少有一樣。

吳俊才先生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住在普通公寓裡，很窮；我現坐“黨外人士”冷板凳第一把交椅，住在吳老師家前面豪華大廈裡，很闊。我因為經年累月不下樓，大隱於市；又因為水深浪闊，不願給吳老師不方便，所以一直疏於禮數，不去看他。去年他禮賢下士，大駕光臨，我說：“古人‘天涯若比鄰’，老師和我，卻‘比鄰若天涯’！”吳老師太熟悉我那一套，他不見怪。

吳俊才先生學者、專家，尤精於印度史，受了他的啟迪，我對印度史也小有研究。我由“大作家”變成“大坐牢家”的時候，看書無算。其中一部大書，就是看了又看的吳老師名著－－《甘地與現代印度》。這部大書功力極深，有志之士，人人該看，只可惜交由一家不太會搞宣傳的書局出版，並沒有引起應有的注意。

因為我在牢裡讀這部書，最引起我注意的，是甘地的監獄生活。據我統計，甘地共坐了兩千三百三十八天的牢，他失掉身體自由的時間，從廣義說，比我要短。但他是先進，先進的坐牢哲學，閑來無事，倒也不妨研究研究。

不料一研究之下，使我得到了新境界。

甘地有著偉大的精神力量，愛因斯坦說：“後代子孫很難相信這世界上曾經走過這樣一位血肉之軀”。（Generations to come will scarce believe that such a one as this ever in flesh and blood walked upon this earth。這是對甘地最高明的描繪。甘地思想的精華是他的“不合作主義”（satyagraha），不合作主義的形成，部份來自《湖濱散記》的作者梭羅。梭羅坐牢的時候，他說他“從不曾想到我是給關起來了，高牆實在等於浪費材料。……他們根本不知道如何對付我。……他們總以為我唯一目的是想站到牆外面。每在我沉思的時候，看守那種緊張樣子，真叫人好笑。他們那裡知道纔一轉身，我就毫無阻擋的跟著出去了。……”

梭羅當然不會小說中穿牆透壁的功夫，他這種來去自如，是指觀念上的解脫，觀念上“從不曾想到我是給關起來了”。他雖然身在兩坪之內，但卻心在六合之外，神遊四海，志馳八方，就像拉夫瑞斯（Richard Lovelace）在牢裡寫詩給情人一樣。

甘地師承了梭羅的不合作主義，也師承了梭羅的坐牢哲學。甘地說志士仁人－－
“在獄中，他所受到的苦，實比平日受的苦要少得多；在獄中，他也只需要聽獄吏一人的命令，而不像平日要受許多人的支配；在那裡，他更不必擔心一日三餐，也用不著自己燒飯，政府會照顧一切，如果有病，更可免費治療；在那裡，他有足夠的操作，藉以鍛煉體格，許多壞的習慣也可以改過。他的靈魂是自由的。他可有充分的時間祈禱。肉體雖被拘禁，靈魂並未桎梏。反而他的日常生活也可以訓練成更有規律，因為自有人來督促。這樣來體驗獄中生活，他會感覺自己是自由的。假如有任何不幸遭遇或被獄囚虐待，那他正可學習堅忍，讓他得到一個樂於自制的機會。持這種看法的人，當然會將入獄的事看為幸運。因此問題的關鍵，還在一個人自己和他所持的心理狀態，來決定是否入獄乃繫幸運。”（《甘地與現代印度》上冊頁九一）這段話的關鍵是強烈的唯心論，它告訴人們，所謂的自由與不自由，“問題的關鍵，還在一個人自己和他所持的心理狀態”，你心裡覺得自由，自由就在；你心裡覺得不自由，桎梏就在。甘地本人前後入獄五次，他這種觀念，也一再宣示，例如他說：“我現在成了自由的人了，我的身體已被他們看管。一天諾拉迭法案沒有撤銷，我一天不得自由，可是現在他們逮捕了我，卻給了我自由。現在輪到該是你們采取行動的時候。”（同上。頁二六四）他又說：“……朋友們不需要惦掛著我。我覺得自己像一隻快樂的小鳥，在這兒所能做的並不比外間少。我留居在此，對我有如入校。”（同上。中冊頁一四三－－一四四）……甘地這些坐牢哲學，基礎都在他的偉大的精神力量，有這種力量的人，他會感到 “逮捕了我，卻給了我自由。”這種自由，我把它叫做“不自由的自由”。這種自由的爐火純青，就“覺得自己像一隻快樂的小鳥”，若不到火候，就隻像駱賓王那樣“在獄詠蟬”了，－－鳥在外面的人，是不會快樂的。

不自由中有自由，這麼說來，是不是自由以後，出獄以後，就更自由了，從此沒有不自由了呢？

這可未必。

哲學家斯賓塞說“沒有人能完全自由，除非所有人完全自由；沒有人能完全道德，除非所有人完全道德；沒有人能完全快樂，除非所有人完全快樂。”這種偉大的透視力，偉大的胸襟，我給它下了一個描繪，這叫“自由的不自由”。

“自由的不自由”的特色是民胞物與，是把受苦受難的人當兄弟，又使自己有責任感。夏禹感覺天下有淹在水裡的人，就好像自己把他們淹在水裡一樣；后稷感覺天下有沒飯喫的人，就好像自己使他們挨餓一樣，有這種抱負的人，後天下之樂而樂，眾生不成佛的時候，他自己不要成佛。《新約》哥林多後書第十一章裡，為這種心境做了動人的總結：“有誰軟弱，我不軟弱呢？有誰跌倒，我不焦急呢？”有這種心境的人，他自己堅強，卻感受兄弟的軟弱；他自己站起，卻焦急兄弟的跌倒；他自己自由，卻念念不忘兄弟的不自由。

六十年前，開火車出身的美國勞工領袖戴布茲（EugeneVictor Debs），因參與政治反抗，被判十年，關在牢裡。由於他極富人望，雖在牢裡，卻得到美國大選中，一百萬選民對他戲劇性投票。一九二一年，哈定總統特赦了他。出獄後，人們慶幸他重獲自由，他卻從斯賓塞的句子裡，說出了這樣的千古名言：While there is a lower class I am in it。While there is a criminal elements I am of it。While there is a soul in prison I am not free。

只要有下層階級，我就同儔；

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流；

只要獄底有遊魂，我就不自由。

真的，“我就不自由”。夏禹不自由，后稷不自由，斯賓塞不自由，戴布茲不自由。－－所有偉大的性靈裡，念天地悠悠，都有“自由的不自由”。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二日

李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