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 1995年吧, 我在沙鹿童綜合醫院吃頭路. 沙鹿很多外勞, 那一年, 有個外勞因為氣憤而殺人. 台灣媒體就興奮起來, 想也知道, 不外就是炒作什麼外勞對社會治安的危害之類, 拼命危言聳聽!

於是就有兩家媒體來採訪我, 想也知道他們要透過我的嘴巴講些什麼, 不外就是想把外勞給變成一種 “製造麻煩的人”、“心理有病的人”, 於是找專家來談一談他們有什麼病.

我說我不接受採訪, 因為我知道你們在想什麼, 而我想的跟你們剛好相反, 你們不會播出我的想法. 後來, 有一家有線頻道, 地區性的電視台, 拍胸脯保證說不管我講什麼, 保證完整播出. 於是我就接受了採訪.

採訪中, 他們仍然圍繞著 “外勞心理有什麼病” 這個話題, 我說他們什麼病也沒有, 有病的是資方, 這些大老闆若不是人格有毛病, 怎麼會這樣虐待外勞? 怎麼會讓外勞住在那樣一種環境? 而且比犯人還不如, 任意剝奪各種人身自由與通訊自由. 我講了很久, 大約十幾分鐘吧, 因為是地區電視台, 時間多得是. 講完後, 我再三告誡, 要播就全部播出, 否則就完全不播.

當天中午, 我去醫院餐廳吃飯, 果然在電視上看到自己. 這是我最後一次接受採訪, 大概不會有下一次了. 因為媒體總是喜歡扭曲受訪者談話.

更早之前在馬偕, 大約是1992年, 因為我當時身上有一個標籤, 跟兒童有關, 人們總認為我很關心兒童, 於是只要有關兒童或青少年的問題常會來採訪我, 我一般當然都是推掉, 但有一次因為跟那位記者熟識, 所以就同意接受採訪, 她問我對 “高三憂鬱症候群” 有什麼看法? 聯考到了, 這些高三學生一個比一個 “憂鬱”, “請問陳醫師有什麼建議?”

我明明回答說我沒有任何建議, 我說考試會緊張是挺正常的, 我自己考試也很緊張. 我還說, 哪來什麼高三症候群? 沒有這種診斷, 這不是一個醫學問題, 這是一種文化、社會問題. 我還說, 憂鬱症有嚴格診斷標準, 並不是心情不好就是憂鬱, 不要任意給特定族群貼上疾病的標籤.

結果, 天啊, 報紙登出一大篇, 說什麼 “高三症候群悄悄爬上青少年的心頭”, 然後說馬偕陳醫師呼籲考生不要有得失心, 考好考壞都要去郊外走走, 散散心什麼的.

我看了很生氣, 丟了這麼一次臉之後, 我就不再上當了. 記者自己就是專家, 他只是藉你的嘴巴, 講一些他自己想講的蠢話.

我不是說不能呼籲不要有得失心, 我只是說我不會做這樣一種呼籲, 那完全不是我為人處世的方式. 我也不是說學生被教育壓得喘不過氣來這事不重要, 我只是說這不是一種醫學問題, 你不能往對方身上貼個 “生病” 的標籤了事. 這不是病, 正常人在這種環境都會痛苦, 就像外勞住在那種環境, 當然會痛苦, 老實人都可能殺人, 但這不是一種 “病”.

我也不是說醫生對此束手無策, 我只是說, 醫生只能處理極小部份的問題, 但這些問題的背後是更大的社會問題教育問題, 甚至是人權問題, 把問題推給受害者, 把他們 “疾病化” 是錯的.

醫學或科學要讓人尊重, 不是擴大營業, 不是包山包海, 而是謹守知識的分寸, 努力把營業項目縮小在一個最小的點上, 而不是努力自我膨漲, 變成萬事通.

在我看來, 說 “我不知道”, 比說 “我知道”, 知道得更多, 更像一個讀書人. 但是, 自從我披上白袍的第一天, 有些老師們就常告誡我們該如何在病人面前表現得好像什麼都知道, 說這樣病人才會對你有信心, 你絕不能說我不知道, 也不能說 “等一下, 我查一下書”.

台灣的確是這樣, 人們挺相信這樣一些萬事通或 “權威”, 當我說, “等一下, 我查一下書, 我不確定劑量, 我不確定某些診斷數據”, 病人往往以為我學有未精, 還不夠厲害.

我有個好朋友, 我總感覺他會得一個諾貝爾醫學獎, 現在在美國, 也曾跟我說過類似的笑話, 他說他在台灣時, 跟病人講說他不知道, 病人聽了很害怕.

可是, 在英國, 醫生一邊看病一邊查書,卻是常態, 他知道多少就說多少, 不會胡扯. 你問他, 他不懂, 他就說 “等一下, 我查一下書”. 但在台灣卻不是這樣, 老是說我不知道, 病人會以為你是個爛醫生. 可是, 難道律師或法官都不需要查閱六法全書? 一字一句全銘記在心? 有可能嗎? 背了一堆死知識的醫生, 不需要再查書的醫生, 知識上會有多麼成熟或豐富嗎?

俗話說, 什麼樣的人民就會有什麼樣的政府, 同理, 什麼樣的病人, 也會有什麼樣的醫生. 人民的鑑賞能力, 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一個社會的文明好壞. 最爛的一種社會就是仰慕 “名醫” “名校” “名人” “政治明星” 的社會, 因為它的人民沒有鑑賞能力.

陳真2005. 10.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