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人社運

陳真 2005. 8. 16.

在台灣,如果有人跟我說他從事學運如何如何,我會立刻啞口無言,因為我不知道要怎麼跟這樣的對象講話。你可以說你從事工運,從事環運,從事婦運,從事區運,從事奧運,但千萬不要說什麼學運,因為台灣根本沒有這樣的東西,除非我們要改變定義。

如果是這樣,那我不也可以說,我和國際友人這幾年從事了華人史上第一場國際性的學運,動搖帝國統治的正當性,跨國串聯,驚動英國政府要員頻頻來訪,表示關切,歷時數年而不衰,突破固有學運藩籬,顛覆西方看待「他者」的眼光,進一步深化異文化想像…反正就是把一些漂亮詞彙全冠上去,分析一番,有何不可?

如果前者說得通,那麼,一切都說得通。如果你聽了覺得粉好笑,那並不是因為我們這個跨國學運少做了什麼,而只是因為我不屬於某種「中央」,我們的社會並不打算這麼看待這個偉大的跨國學運。

相反地,如果我們是權勢人物,如果我們處於某種習於向各種「中央」升旗致敬的社會,那麼,陳真所領導的跨國學運之萬般意義就會被創造出來,煞有介事地做為一種歷史、社會的思考參考座標。

問題是,如果言語概念如此自由而寬廣,萬法皆行,四大皆空,那我不知道語言除了裝飾作用,還有什麼意義?我不知道唸社會學除了敗壞心性,有什麼價值?

李敖說,他寧可把原子彈投台灣,把國民黨投日本,我的想法也差不多這樣,我寧可一百個國民黨肆虐台灣,也不要這樣一種「學運」,因為後者的傷害遠超過前者。國民黨就算再壞,它至少是誠實的、實事求是的,它不會毫無尺度地玩語言,它帶來的痛苦是如此真實而具體。但也正因為真實,這樣的折磨是可忍耐的,而不是「無語問蒼天」的。

我知道這樣講會得罪許多人,但我也不是今天才這樣講,一直以來,我都是這麼說的。只要別因此而害我整我,事實上我也不在乎得罪誰。不但不在乎,我心裏如果有什麼「敵人」,那麼這就是了。

我不是說我跟哪位作者或跟誰有仇,拜託把話看清楚,我是說:這樣一種純屬虛構,是我生平所最感冒。如果有國民黨式的刑求和這樣一種心靈刑求讓我挑,我會挑前者,對我來說,那種痛苦反而真實而正直許多,但心靈的刑求卻輕如鴻毛,毫無意義,有百害而無一利,斲喪人之所以為人的一種「真實性」(authenticity)。

我不是因為敵視社會學才這樣講,在某種世俗意義上,我當然不會排斥社會學或任何一種社會科學,我所敵視的,當然也不是「學運」這個名詞本身,你給它任何名詞都一樣,我不是在做一種語意考究,更不是說哪些現象不具社會學意義。 問題是,我不但沒看到什麼社會學分析,我看到的正是一種抽離社會的純屬虛構,憑空把某個現象或甚至某些人事物獨立出來,煞有介事地抬舉成一種座標或仰望。

我們應該給這樣一種「社會學」前面加上一個字:epistemology,問問這些社會學家們,你是怎麼知道的?是上帝的天啟嗎?還是你會點石成金?或是你有什麼收妖袋,喊一聲「給我進來」,一時三刻,任何東西都要化成一灘血水。

記得小時候玩一種畫圖遊戲,對方先畫幾筆,請你在若干時間內,根據這幾個既定筆畫,畫出一個有意義的圖形。我接受挑戰無數回,每一次都在三秒鐘內完成繪畫。

訣竅很簡單,不管你給我什麼筆畫,我一概順著你所給的筆畫亂塗,塗成一團黑黑的之後,下面再畫上一支長長的,那不就成為一棵樹了嗎?

後來,董事長這項繪畫功夫名聲遠播,結果卻沒有人再找我挑戰了,因為如果我能這樣玩「語言」、玩「線條」,四大皆空,一切將失去意義。當真實消失,剩下的唯一真實就只是權力。

我不反對虛構;虛構無所謂,反正寫小說是基本人權嘛。但我厭惡兩樣東西,這兩樣東西,一而二,二而一,是一體兩面,那就是:虛榮和吃人。

套句維根斯坦的話:「我們並不是要打倒一切」,我們只是要打倒那些純屬虛構並且會吃人的「贗品」。

美國入侵伊拉克當天,英國有五千多名中學生集體離開教室,走上街頭,湧向政府權力中心,警方大舉出動圍堵,我看到許多男女學生,像一頭一頭的野獸,衝向禁區,三三兩兩把自己用鐵鍊捆在政府建築物的圍欄上,不願被拖走。警方和司法當局事後揚言要這些被逮捕的學生付出代價。

重點不是在於它的壯觀,正好相反,重點在於英國這個社會以及參與者對它的態度之淡然,根本沒有人記得這些事了,更不用說什麼紀念。

我所謂淡然,不是指的個人意義,任何一種活動都有可能對個人產生重大意義。我指的淡然是指英國這個社會、這些人民有一種基本的「語言真誠」,不會憑空虛構各種社會意義。

如果哪個參與者說他從事了學運,甚至出書立傳,分析、紀念個不停,人們肯定會莫名其妙,根本無法理解這樣一種言行究竟是什麼意思。但我們華人馬上能理解,因為我們向來就是這麼玩弄語言的。在台灣,語言是一種連帶著權勢的裝飾品,往往缺乏內在認知意義;語言是娼,權力正是它的嫖客。

英國人並不是不懂社會學(他們最愛做的事就是剪草栽花和社會分析),但這個社會老實多了,是什麼就說什麼,不會肆無忌憚地根據人事物離「中心」的距離遠近來玩語言、虛構意義。

我並不在乎玩,也不在乎純屬虛構,但我在乎各種贗品之所以不斷出現的社會屬性,那是一種會吃人的不誠實社會。

我甚至不在乎吃人,但我在乎人怎麼被人吃,以及吃些什麼。不敢期望重於泰山,但就算吃或被吃也要有點意義不是嗎?被語言吃,太廉價;被吃掉人之所以為人的真實性,太窩囊。

有句話可以做為一種類比:「我不在乎你撒謊,但我在乎你對我撒一種漏洞百出的謊。」因為那是在侮辱我們的智商。同樣地,我不在乎你吃人,但我在乎你怎麼吃以及吃什麼,你不能連靈魂也吃。

語言如果是生命的寓所,那就不要玩它,至少給它保留一種意義的基本舞台,一種眾人能藉以互動的基本文法。否則,我們就不是在溝通,而是在比賽一種吃人的能力。活在這樣一種社會,不管吃與被吃,existentially speaking,都是很窩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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