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看見國外影片上警察說：「你可以保持沈默，但你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會成為呈堂供證。」，大概意思是這樣。

但說話故意顛三倒四，所說的每一句話都不可信，我看法官也傷腦筋。

這是「胡扯的自由」。法官似乎不會因為從頭到尾扯謊、並且死不認錯而加重其刑，是嗎？

沒去泰國，去過一次，然後是兩次，三、四次。然後說，那次不算，那是去XXX，然後被看見與某嫌疑人士一起，然後可能又會說喔，我可真是忘了。

前任及現任的台灣大頭目也都蠻會這招的。

我家的狗不至於會這樣。狗狗智力不同，但性格卻頗為一致，愛你便對你搖尾巴。甚至年老、眼睛失明後，聽見我的聲音，還是會慢慢地靠近我。這我喜歡，單純、真誠。

就像開會或約會一樣，說好八點，但是總是有人姍姍來遲，幹！我只能氣在心裡，也沒辦法說服自己下次要如法炮製。

陳真兄，台灣不能待，但有家有眷，能去哪裡啊？只能繼續忍？

李敖質詢時說，李遠哲曾經最高同時擁有13個頭銜，從救災到教育，有沒有做錯的、做得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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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聲聲逼問 李遠哲為教改道歉

【2005/10/13 聯合晚報】

記者袁世忠/台北報導


當立委李敖對上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大師對大師，李遠哲不但被逼著因教改會的表現未達社會期許而公開道歉，還承認民進黨政府未做得更好，特別是政策精準度與人才操守部分。

上午李遠哲赴立法院科資委員會進行中研院業務報告，不料對上跑來插花的李敖，當場演出一場激烈的攻防戰。對戰結果，李遠哲不但過去的一言一行通通被翻出來，甚至還得為自己這些年來做得不好的事情道歉和檢討。

抓著李遠哲大學考試卷的李敖，先以和李遠哲台大同屆同學的身分開場，然後質疑，李遠哲2000年站出來挺阿扁，提出向上提升的理論，台灣現在到底提升沒有。

李遠哲承認，台灣的自由民主的確有提升，但是執政者有些政策精準度太粗糙，而有些人的操守還要更好。在李敖的逼問下，李遠哲無奈地說，對於現在民進黨政府的確有點失望，因為未做得更好。

台灣教改到底做得如何？李敖質詢時說，李遠哲曾經最高同時擁有13個頭銜，從救災到教育，有沒有做錯的、做得不好的？李遠哲回台灣後，在教育上的影響，卻讓李敖的兒女每天熬夜念書，看了都心疼，要求李遠哲向他與社會道歉。

李遠哲答覆時表示，他未能影響教育改革工作，他希望紓解學生升學壓力，沒想到卻增加學生的負擔，這是他個人覺得有錯的部分。

李遠哲強調，教育是共同的責任，改革也不是一個人的事和責任。教改會畢竟只是討論方向與方案，然後交給教育部做決策、執行，並沒有實際的權力，因此影響力有限。但是社會對於教改會的期許很大，而教改會做不到，他願意和教改會向各界道歉。

英國作家Harold Pinter (http://www.kirjasto.sci.fi/hpinter.htm) 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見今天的 BBC (http://news.bbc.co.uk/1/hi/entertainment/arts/4338082.stm). 之前哈巴狗電台介紹過這個人，是個很積極的反戰反帝人士。他曾聲援米洛塞維奇，他說，要審判米氏，就也該把柯林頓繩之以法才對，見舊《衛報》(http://www.guardian.co.uk/yugo/article/0,2763,527546,00.html)。

讀過幾本關於近年來常被用於犯罪學的心理描繪技術書籍,似乎與媒體上常見的諸多精神分析理論基調類似???

我百分百贊成您說的:
"病與罪當然很難截然二分,但即便是在一種灰色地帶,醫生眼裏仍只有病人,而沒有犯人,更沒有壞人. 病是道德中立的,至少概念上朝向中立. 醫生是使人 "正常",不是使人 "變好". 要變好,應該找牧師或法師,不是找醫師. 醫生的營業項目裏,沒有道德這一項.

還沒罵完,續前.

醫生不是法官,不是道德家,更不是警察,醫生面對的是病人,一個生病的人,而不是一個犯法的人.

犯法的人經常有病,但病仍是病,醫生沒有理由參與社會的某種道德評價或法律裁判. 強姦殺人再怎麼罪大惡極或道德敗壞,都不干醫生的事. 強暴犯本來就不是一種病,醫生治療的不是一種強暴病,而是少數強暴犯所可能合併的其它疾病或問題.

病與罪當然很難截然二分,但即便是在一種灰色地帶,醫生眼裏仍只有病人,而沒有犯人,更沒有壞人. 病是道德中立的,至少概念上朝向中立. 醫生是使人 "正常",不是使人 "變好". 要變好,應該找牧師或法師,不是找醫師. 醫生的營業項目裏,沒有道德這一項.

越是落後社會,精神科醫生越像個警察,越像個法官,越像個牧師,不但講六法全書,也談四維八德,甚至關心國家領袖主義,卻反而不太講科學.

該科學時,就要唯科學是從,與科學無關時,就不要故做科學狀,講一堆好萊塢式的 "假科學". 比方說,把佛洛伊德式的解釋(interpretation),當成說明(explanation),當成描述(description),把說詞當證詞,講得跟真的一樣,就是一種偽科學.

不會不會,不會觸犯幫規,幫派好像已經習慣了.

我一般只怕人家要我網路問診,我又不是囝仔仙,網路哪有可能問診?! 只要不是個人的問題,概念問題儘管問沒關係.

我不知道有沒有誤解妳說的,我就說我想說的吧.或許妳的問題也是我的問題.

我常批評精神科,聽起來這個科彷彿一無是處,但我其實並不這麼認為.我反而是覺得,台灣精神科一直沒有得到基本的重視,因為它是賠錢科,無法幫醫院賺大錢,所以資源很有限,加上台灣社會對精神科有許多誤解,甚至鄙夷,這更阻礙了它的正常發展.

在我還在唸大三時,我就想將來畢業後走精神科,一個老師聽到傳言嚇一跳,這小子是不是瘋了? 於是找我去約談,他說我是 "人才",不該 "埋沒",他說,精神科是那些 "考最後一名" 的人在走的科,"叫工讀生去當就好了". 當時我沒說什麼,默然無語.

因為我的黨外人士身份,剛上大學時,校外許多同志就常認為我大概不可能平安唸完七年畢業. 但想不到我還是畢業了. 畢業前一年,中時晚報有個 "人物介紹" 來採訪,是一個跟我挺熟的記者,她問我將來要走哪一科,我說精神科.原因呢? 我說原因是因為這科沒有人要走,那我來走好了;我還說,"精神上的痛苦比肉體的痛苦更痛苦".

換句話說,我是滿懷著希望與抱負走上精神科,但當了醫生沒幾天,就開始覺得挫折.挫折有些來自這個科的封閉與固有 "文化",有些則來自社會. 後者大概很接近妳要問的問題.

簡單說就是,我認為精神科這個醫療團隊,可以做很多事,但因為它不但無法幫醫院賺大錢,甚至常常賠本,所以,各種該做的事,其實都不存在,不但不存在,整個社會結構也不支持,完全缺乏相應的機構和人員配合.

比方說,我常接觸到流浪兒童或家庭有問題的兒童,這些兒童有些本身就有些精神或情緒上的問題(不管先天或後天),可是,我怎麼幫他呢? 根本幫不了.因為這不是一個人能做的事. 這些事要能做好,必須有相關政府單位及數量足夠的社工人員,以及豐富的經費,加上各種特殊教育人員或機構等等等的人力物力之大量投入,所謂治療或醫療處置或社會安置才有可能進行,否則你還能怎麼樣?

記得十三年前,馬偕常有個智能不足的小朋友跑到急診室玩,後來我查到一些訊息,他爸爸因案入獄,母親生病,於是他就沒人管了,常隨地跟路人要食物吃,大概幾個月才洗一次澡.

後來我就利用下班時間,連絡了家扶中心,他們要我把他帶過去,我連哄帶騙好不容易帶了過去,請他們幫忙這個小朋友,給他一個適當的安置,並找人拜訪他家.

幾天後,他又出現在急診室,偷跑回來了. 我於是又連哄帶騙,再送回去. 隔天,他又回來了.

後來,我還是再度打電話給台北縣社會局,他們講了一堆毫無意義的官腔官調,比方說什麼請他的家長帶他來局裏申請什麼補助,比方說什麼要我先確定他是設籍台北縣或台北市.

這例子沒什麼特別,但光是做這麼一些對當事人其實沒有幫助的打聽和處置,就不知道忙了多久,累壞了,因為上班已經夠累.

可是,這樣的例子不是一個,而是無數個. 如果沒有一種健全的體制和豐富的人力物力,根本不可能做任何事. 當一個醫生,你只能不斷開藥開藥開藥,每天面對無數病人,就像個檳榔西施那樣,不斷開處方.

這裏頭有個問題就是,台灣人太愛看醫生了,而且相信什麼大醫院大醫師,於是這些大醫院就忙得一塌糊塗,像xx 醫院還曾經測量醫生看病速度,以秒為單位,企圖求得最大利潤.

台灣病患就是喜歡這樣一種人山人海的感覺,彷彿這才是名醫,可是,這樣的醫院,醫療品質會好嗎? 病人那麼多,他有可能好好看病嗎?

像英國,一個精神科醫生一個禮拜的病人總數,大概不到台灣醫生看兩個小時的病人總數.在這種情況下,前者當然能好好看病,後者則只能犧牲品質.

在英國,社工系統很發達,許多獨居老人天天都會有社工人員訪視,協助生活起居,不但免費,而且是玩真的,不像台灣這一切全是假的,騙人的,幾乎毫無功能.

這也許是因為我們社會看不起這些助人卻收入不高的人,比方說社工,地位很低,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這些最重要的工作,我們反而看不起,反而不願去做,並且鄙視那些去做它的人,彷彿沒出息似的.

妳看,台灣的醫院,社工人數都很少,而且他手上根本沒有資源,不但做不了那麼多事,他就算想做,整個大環境也不配合.

你問的強暴犯的醫療處置也一樣,精神科能做的事當然很多,這類犯人的確需要一種協助,一種監督,甚至是一種藥物治療或心理治療,但是,所有這一切,在台灣幾乎都不存在.

請同行別欺騙社會說它存在,我講的存在是真的存在,不是虛設,不是虛應故事,不是一個人處理成千上萬的個案.

甚至就連有些病人犯了罪,入了獄,獄方卻不准他繼續吃藥,百般刁難,說什麼這個規定那個規定. 家屬無奈,跑來找你幫忙,你寫信告訴獄方說,這個犯人需要某些藥物,我是他的醫生,我可以證明他有這個服藥上的需要.

對方會理你嗎? 不會. 你得發飆或抬出什麼頭銜或直接找監獄主管,經過一番抗爭,然後彷彿這個病人才能獲得一種特權似的,獲得吃藥或就醫的權利. 但獄方隨時還是會刁難,或甚至製造一些你說不要製造在他身上的壓力刺激或言語刺激,總之他根本不會管這個人的死活.

我今年春天在台灣待了兩個月,整天跑公家單位,幫忙辦理一位家人的貧民補助和身份證補發, 前後折騰了一個多禮拜,氣得差點要去找陳水扁幫忙關說.

改天把那個經過寫出來,很不可思議.在台灣,你總得亮出什麼頭銜或身份或你跟市長院長跟什麼長的關係,然後才能辦好一件小事.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不把你當人看,特別是當你顯得很寒酸時,別人更不把你當人看.

病人的遭遇也一樣,更不用說犯人了.

我講不完這一切,大概要講三個月才講得完這麼多醫療上的無奈和冤情. 基本上,台灣是個很野蠻的社會,今天我在蘋果日報上看到一篇社論,挺有道理.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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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軟體差

蘋論

2005年10月10日

台灣真的很棒，「加護病房」（ICU）的密度全球第3，每10萬人有26張床，僅次於美國的30.5和德國的28.6張床，遠高於日本的11.8和英國8.6張床。可是，還是出現邱小妹找不到加護病床被迫轉院而死亡的悲劇。

台灣加護病房的密度全球第3。圖為北醫急診部加護病房。資料照片

缺乏對人性關照

這個現象說明了我們硬體厲害，軟體很遜的事實。軟體就是對待生命的態度，就是人性化的關照和信念，以及據此發展出來的制度文化和工作習慣。越是後來的經濟體，雖享有「後來者的優勢」，越是缺乏軟體的文化；於是形成建築、儀器、設備超過歐美，可是工作態度卻仍在19世紀的落後現象。中國此一現象最突出，空有一流的光電感應廁所，人民卻隨地小便。台灣的醫院設備沒話講，歐美最好的也不過如此，可是醫療態度與人性關照的文化就落後歐美太多。

醫院和醫生固應檢討改造，病人根深柢固的習性和偏見也應去除，如迷信名醫、過度要求、自我中心、刁蠻潑辣、不服規章、沒病看病、小病大看、大病（家屬）亂鬧等，是農業時代的觀念行為，非常誤事，令人討厭。醫病關係緊張，軟體部分就無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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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十九世紀,我看大約是中古世紀.很原始,只差沒有叫犯人上競技場和野獸搏鬥供我們取樂.

這一切心酸,講不完.

在英國,我雖沒有臨床資格,但我光是做為一個觀察者,就能理解當一個醫生的一種充實感和意義感,我能理解醫生的 "用途",但在台灣,我卻充滿挫折.這挫折,其實就是我們自己造成的,基本上,我們並不把人當人,我們只看重聲名掌聲權力等五光十色的東西. 這種不把人當人的毛病,表現在生活的每個層面.但受害者其實是每一個人.

別說犯人的權利或醫療處置之缺乏,任何一個人都無法享有做為一個人應有的各種權利,也享受不到各種應有的服務和協助.只有權勢人物才能獲得一切.

比方說肢體障礙,在英國,輪椅最大,到處跑,電影院位子一個人佔三個人的空間,而且是最好的座位,去圖書館或是去百貨公司,最好的停車空間往往很多空位,全是預留給肢障人士.

在台灣,我常常感嘆連走路都不知道除了快車道還能走哪裡,更不用說坐輪椅或拄拐杖了.

我知道很多問題是社會問題,是政治問題,但這些問題若不改變,再好的醫療處置能力,也不可能發揮,也無處發揮.

我不是要歌頌西方,但是,當你看過這兩種社會,這兩種人民,差距之巨大,你很難不感到可悲. 我們表面上好像什麼都有,其實什麼都沒有.也難怪英國人為什麼對賺錢不那麼熱衷,因為國家會養他,不會讓他陷入絕境;他也不需要仰慕或攀附什麼名人或權貴,因為大家的權益不但是均等的,而且是照規矩來的,該是你應有的,你就能獲得,不該是你得的,就不會給你,你官位再大,再怎麼有權勢也一樣.

我很難想像一個英國人會去仰慕或羨慕另一個英國人,也很難想像英國人會去講什麼 "成功" 的人生,沒有什麼成不成功,大家一樣大,職業稍有不同而已.

在台灣,大家常說什麼職業無分貴賤,那都是騙人的,在英國,我才真正相信什麼叫職業不分貴賤. 人們是由衷地如此認為,你若要他想像某種職業比較高尚,我想他大概也想像不出來那是什麼意思.

我想,所有這一切問題都有個共同的根源,那就是我們沒辦法平等而且平靜地看待每個人.

比方說我在沙鹿看診時,一個診大約只有十幾個病人,不像之前在馬偕一個診常常超過一百人. 但在沙鹿時,有些病人言語之中似乎就認為我好像很 "便宜":

"人家名醫都不是這樣","人山人海","談話一小時要幾千塊耶", "而且問他問題,還會罵人,根本不鳥你."

你越盡力,病人反而越覺得你很便宜,肯定不是名醫.好人是好人,不過是便宜的好人.

有些病人甚至還會 "鼓勵" 我將來能去醫學中心當醫生,不要呆在這種 "小醫院", 還說他 "相信" 我 "一定辦得到", 我的 "能力一定夠".

聽了這些 "鼓勵",除了無奈說謝,還能說什麼? 你若跟他說,我就是從醫學中心來的不是嗎? 他當然會信,但他會以為你可能混不下去才離開.

全世界我看只有台灣人或華人,才會有這麼一些莫名其妙的強烈虛榮,似乎無法平等看人,也無法相信有人懷抱不一樣的想法,這樣一些心理,造成了我上面說的這許多問題. 有什麼樣的病人,自然就會有什麼樣的醫生.

拉拉雜雜寫一堆,若答非所問,詞不達意,也請包涵.這些想法太多太雜,用寫的寫不清啦.

大約是 1995年吧, 我在沙鹿童綜合醫院吃頭路. 沙鹿很多外勞, 那一年, 有個外勞因為氣憤而殺人. 台灣媒體就興奮起來, 想也知道, 不外就是炒作什麼外勞對社會治安的危害之類, 拼命危言聳聽!

於是就有兩家媒體來採訪我, 想也知道他們要透過我的嘴巴講些什麼, 不外就是想把外勞給變成一種 “製造麻煩的人”、“心理有病的人”, 於是找專家來談一談他們有什麼病.

我說我不接受採訪, 因為我知道你們在想什麼, 而我想的跟你們剛好相反, 你們不會播出我的想法. 後來, 有一家有線頻道, 地區性的電視台, 拍胸脯保證說不管我講什麼, 保證完整播出. 於是我就接受了採訪.

採訪中, 他們仍然圍繞著 “外勞心理有什麼病” 這個話題, 我說他們什麼病也沒有, 有病的是資方, 這些大老闆若不是人格有毛病, 怎麼會這樣虐待外勞? 怎麼會讓外勞住在那樣一種環境? 而且比犯人還不如, 任意剝奪各種人身自由與通訊自由. 我講了很久, 大約十幾分鐘吧, 因為是地區電視台, 時間多得是. 講完後, 我再三告誡, 要播就全部播出, 否則就完全不播.

當天中午, 我去醫院餐廳吃飯, 果然在電視上看到自己. 這是我最後一次接受採訪, 大概不會有下一次了. 因為媒體總是喜歡扭曲受訪者談話.

更早之前在馬偕, 大約是1992年, 因為我當時身上有一個標籤, 跟兒童有關, 人們總認為我很關心兒童, 於是只要有關兒童或青少年的問題常會來採訪我, 我一般當然都是推掉, 但有一次因為跟那位記者熟識, 所以就同意接受採訪, 她問我對 “高三憂鬱症候群” 有什麼看法? 聯考到了, 這些高三學生一個比一個 “憂鬱”, “請問陳醫師有什麼建議?”

我明明回答說我沒有任何建議, 我說考試會緊張是挺正常的, 我自己考試也很緊張. 我還說, 哪來什麼高三症候群? 沒有這種診斷, 這不是一個醫學問題, 這是一種文化、社會問題. 我還說, 憂鬱症有嚴格診斷標準, 並不是心情不好就是憂鬱, 不要任意給特定族群貼上疾病的標籤.

結果, 天啊, 報紙登出一大篇, 說什麼 “高三症候群悄悄爬上青少年的心頭”, 然後說馬偕陳醫師呼籲考生不要有得失心, 考好考壞都要去郊外走走, 散散心什麼的.

我看了很生氣, 丟了這麼一次臉之後, 我就不再上當了. 記者自己就是專家, 他只是藉你的嘴巴, 講一些他自己想講的蠢話.

我不是說不能呼籲不要有得失心, 我只是說我不會做這樣一種呼籲, 那完全不是我為人處世的方式. 我也不是說學生被教育壓得喘不過氣來這事不重要, 我只是說這不是一種醫學問題, 你不能往對方身上貼個 “生病” 的標籤了事. 這不是病, 正常人在這種環境都會痛苦, 就像外勞住在那種環境, 當然會痛苦, 老實人都可能殺人, 但這不是一種 “病”.

我也不是說醫生對此束手無策, 我只是說, 醫生只能處理極小部份的問題, 但這些問題的背後是更大的社會問題教育問題, 甚至是人權問題, 把問題推給受害者, 把他們 “疾病化” 是錯的.

醫學或科學要讓人尊重, 不是擴大營業, 不是包山包海, 而是謹守知識的分寸, 努力把營業項目縮小在一個最小的點上, 而不是努力自我膨漲, 變成萬事通.

在我看來, 說 “我不知道”, 比說 “我知道”, 知道得更多, 更像一個讀書人. 但是, 自從我披上白袍的第一天, 有些老師們就常告誡我們該如何在病人面前表現得好像什麼都知道, 說這樣病人才會對你有信心, 你絕不能說我不知道, 也不能說 “等一下, 我查一下書”.

台灣的確是這樣, 人們挺相信這樣一些萬事通或 “權威”, 當我說, “等一下, 我查一下書, 我不確定劑量, 我不確定某些診斷數據”, 病人往往以為我學有未精, 還不夠厲害.

我有個好朋友, 我總感覺他會得一個諾貝爾醫學獎, 現在在美國, 也曾跟我說過類似的笑話, 他說他在台灣時, 跟病人講說他不知道, 病人聽了很害怕.

可是, 在英國, 醫生一邊看病一邊查書,卻是常態, 他知道多少就說多少, 不會胡扯. 你問他, 他不懂, 他就說 “等一下, 我查一下書”. 但在台灣卻不是這樣, 老是說我不知道, 病人會以為你是個爛醫生. 可是, 難道律師或法官都不需要查閱六法全書? 一字一句全銘記在心? 有可能嗎? 背了一堆死知識的醫生, 不需要再查書的醫生, 知識上會有多麼成熟或豐富嗎?

俗話說, 什麼樣的人民就會有什麼樣的政府, 同理, 什麼樣的病人, 也會有什麼樣的醫生. 人民的鑑賞能力, 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一個社會的文明好壞. 最爛的一種社會就是仰慕 “名醫” “名校” “名人” “政治明星” 的社會, 因為它的人民沒有鑑賞能力.

陳真2005. 10. 7.

讀了您今天貼的文章,想起另一個'病例'.

我的一位女性朋友個性向來溫和沉穩,某段時間曾經因為自覺焦慮而到北部某公立大型精神專科醫院尋求幫助.門診醫師幫她安排定期心理師諮詢,近一年療程結束,女友的情緒問題”果然”改善,我好奇問專業人士對她的案例判讀是什麼?哈!你可能猜得到,原來,女友的情緒動盪原因得追溯到她童年時期母親對待她的方式......等等等等等,'佛先生'的理論真好套用.女友務農的父母淳樸敦厚,親子關係一向融洽親近,事實上,曾經年輕喪偶的女友的情緒波動期剛好在大約去就診半年前,她的第二次婚姻開始後不久,我不清楚那些專業人員為何沒將這部分列入焦慮產生的可能因素之一,只知道在一段適應期後,女友很滿意於她現有的婚姻生活,也沒見她回娘家與她阿母做什麼’互相的心理剖析與和解’,先前的焦慮不安就被”治療”好了.

忘了說,陳凱歌那部片叫 "和你在一起",想看的人,可能得先準備五百西西的眼淚瓶.

讀了10月4日那篇朱力亞對網友的回應,給我很大的震驚.那些病態的評論彷彿在仿清朝義和團式的憤怒與無知,甚至盲目仇外.所以,朱力亞的真正原罪是'她竟然敢與講番文的洋鬼子發生親密關係',若今天她交往的是具五千年悠久文化,來自祖國的高知識份子,即使朱利亞被傳染了梅毒愛滋那也還其情可憫;因為,再怎樣國貨也比洋貨好,事關民族尊嚴哪!那些網路上"病人"的意思是這樣嗎????還是他們認為優秀的中國知識份子不可能得性病無此疑慮?

老天保佑那些心胸如此惡毒狹隘的'潔身自愛'人士身邊家人或未來小孩不會哪天也突然執迷不悟學起洋文與洋鬼子交往,或是因故得面對類似朱力亞與東珍裡面小孩子辛苦的處境.

是否中國人的民族性特別懂得如何'苛以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