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全老兄說,禽流感死亡人數 ""不知道是怎麼估算的出來的，顯然槓龜的機率很高.真要猜，還不如連猜兩次總統大選的當選人，有四分之一的機會可以被說成神準的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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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認為聯合國或WHO 官員是用猜的.這是台灣社會習性,但西方人基本上並沒有這種信口開河的性格.他肯定有相當的科學根據.

但我也不知道是怎麼估算,我曾試著比較各國的預測值,發現大約都是估計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人口感染,至於感染後的死亡率似乎就說不準了.

有人說我杞人憂天,整天講禽流感.但我不是杞人憂天,而是大難臨頭.

我們應該有一種視力,能在災難來臨的前一刻,預見它的諸多可能性,制止它的發生,或減緩它的殺傷力,而不是等它全盤發作之後才來善後.

台灣喜歡講大話,但事實上,它依靠的往往是運氣,而不是能力,就好像防治 SARS 一樣,處理能力遠遠落後其它國家,整天倒忙著論述 SARS 與 "骯髒中國人" 的關係,把 SARS 變成一種 "骯髒中國人" 的病,藉此大做選舉文章. 真難想像世界上有這樣的政府.

運氣只能依靠一次兩次,不可能每次都靠運氣渡過難關. 大難臨頭了,但我看扁政府為了選舉又開始起乩,整天講些有的沒的,讓人很難不心情沉重.

世衛組織發言人即明言，這次若流感蔓延，死亡究竟是一百萬人、七百五十萬人或一億五千萬人，仍將視人類之努力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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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文章寫得不錯,上面這句話講得挺有道理.這時候,主詞是 "人類",因為國界擋不了禽流感;狀況未明,大家都怕,英國每天都是禽流感的新聞,彷彿世界末日即將來臨.

但是,愛滋病的蔓延卻似乎又是另一回事,主詞從 "人類" 變成了 "國家". 在一些國家,愛滋蔓延十分嚴重. 原因在於富國不願投注心力協助窮國,甚至以之為一種外交武器,西方藥廠則壟斷藥物,抬高藥價,大賺暴利. 他不需要賺那麼多,但偏要賺, 買不起是你家的事, 管你死人千萬, 我只管賺大錢.

安南兩次用 "可恥" 來形容西方強國對於愛滋病整體防治之漠視與政治心機. 特別是美國,把它視為一種國防或國安議題,一邊搶奪國際防愛主導權,一邊卻口惠而實不至,吝於付出.就好像他可以用數千億侵略伊拉克,但一講到要捐款,總是一億兩億,意思意思.

美國這個國家很奇怪,不管是環保或防愛或禁雷或裁撤核武,他都百般抵制或消極以對,以賺錢和勢力茁壯為第一甚至唯一考量.他似乎有一種錯覺,以為當大家都滅亡之後,當地球毀了之後,美國仍能屹立不搖,獨霸天下.

我對禽流感的知識跟各位一樣,全是透過報章雜誌.它之所以眾說紛紜是因為病毒千變萬化.

我不認為預測存在著摃龜的可能,我是說:預測或預警或預防,是一種很弔詭的東西,它的存在就是它的不存在,也就是說,透過它的存在,使得它所預測的事不存在.這時候不叫摃龜,而叫預防成功.

比方說愛滋病,劍橋每年一開學就發給學生許多保險套,收發室地上堆積如山全是保險套以及各種預防愛滋病的小冊子. 這時候,如果有人說預防了幾年,根本也沒見到哪個學生感染愛滋病,這個預防顯然是摃龜了. 這麼說是不是很奇怪? 預防本身就是一種自我摧毀(self-destructive)的概念,唯有讓自己的預測失敗,才是一種成功的預防不是嗎? 不會摃龜的預防,哪叫預防??

至於各種預測值的各不相同,這也沒什麼好奇怪,預測不是猜測,預測是一種數學,猜測則只是一種八卦.當我們看到答案不同,別恥笑之,那只是因為預測前提不一樣,前提不同,結果自然也不同.

所謂 little change makes great difference(小小的改變,會有大大的不同),就跟太空船登陸一樣,差距在億萬分之一秒間,但結果卻大大不同,稍微遲了一下或偏了一下,就上不了火星,跑到冥王星去了.

無數因素會影響前提,因此,前提是說不準的,要不然就不叫流行病了.但是,說不準並不等於不可說,說不準還是可以給出一個範圍,這個範圍從一億五千萬人到數百萬不等,這個差距在公衛預防上來講,一點也不大.你想,每個國家公衛條件相差這麼大,彼此資訊也不充份,比方說許多非洲國家,幾乎完全缺乏公衛能力與相關資訊,你如何可能在一種全球規模的流行病事件上取得一種精確預測值?

你只能給出一個範圍,但這個範圍其實並不大. 大小並不是看一種絕對值,就好像約會遲到一分鐘跟太空船銜接軌道遲了一分鐘,雖然都是一分鐘,意義大不同. 前者沒有多大意義,後者卻是一場災難.

預防還有個性質就是: 做最壞的打算,做最好的準備; 而不是倒過來,像台灣這樣,總是說安啦安啦,一概做最好的打算,最壞的準備或根本不做準備.

預防也不是預言,不是算命仙在卜算前途. 比方說,某個病五年存活率是一成.五年後你還活著,別笑醫生預測不準,因為他不是在做預言,他只是根據種種實證,提出一種通則. 這樣一種通則,就像一種提醒,一種時間表,讓我們知道該怎麼做各種預防和準備.

至於打流感疫苗是為了讓我們這些老弱殘兵,一來可以減少一次中兩標的機會,既得人流感,又得禽流感,這會增加病毒變異的可能,二來減少一些公衛處理上的不必要干擾,因為一般感冒不會死人,禽流感卻是高死亡率.做好前者的控制,就能影響後者的殺傷力.

克流感是否對禽流感有相當的療效,各方說法稍稍有點程度上的不同,但大致上是肯定的,我是說,除此之外,別無更好的藥物. 我看有位前台大內科教授謝炎堯寫文章批評其治療可信度,問題是,不靠它,要靠什麼?

他說要靠增加醫療設備,比方說呼吸器.可是,這不衝突不是嗎? 基本上你還是要有足夠的第一線治療藥物,總不能高瞻遠矚只做下游的準備吧? 就像蘇益仁說的,如果謝炎堯言之成理,那何不乾脆說先準備好足夠數量的棺材? 那豈不是更有 "遠見"?

台灣太重視醫療(因為比較好賺),醫生勢力很龐大,主導一切,但卻很忽視公衛. 雖然我們都知道預防比治療更重要,但台灣社會顯然嘴巴說說,醫療仍是擺第一位,而且以醫療凌駕其它專業,醫院拼命蓋,你越生病我越高興,因為我賺得越多.

台灣這方面的問題挺可怕,而且很惡劣,講起來令人咬牙切齒,十分落後野蠻,但沒辦法,台灣人對疾病的態度有問題,太愛吃藥,太愛看醫生,太抬舉醫生的重要性.

我不懂醫學史,也不懂公衛史,但我心裏有個猜測,這個猜測或許是對的,其實在十年前我讀過一些醫學史的書,印證這樣一種猜測. 那就是: 使人類健康素質提升,壽命延長,並不是醫學發展的結果,而是公衛的興起與發展,主要是公衛決定了人類的健康與壽命.

這方面我是外行,我不知道這是否是一種主流看法,但我的確讀過一些書,他們做了一些有關歷史的實證分析,提出這樣一種說法.

結論是,寧可讓專家的預測全部 "摃龜",可別讓它實現. 不要小看舉手投足間的種種預防或謹慎. 比方說台灣現在竟然還在搞賽鴿,幾萬隻鴿子飛過天際. 真不可思議. 這不是膽子大,這只是無知,不見棺材不掉淚.

我不是說大家要變得神經兮兮,而只是說該有的謹慎一分也不能少;不要有一種睹徒性格,不要心存僥倖. 就像愛滋病一樣,不要以為一次兩次沒問題就永遠都沒問題.病毒很小,你看不見,但它往往就在你眼前.

我當醫生,最 "喜歡" 做的事之一就是到廟口到老人活動中心到高中到小學,講各種疾病的預防和普通醫學常識.我雖然很愛錢,但做為一個醫生,我還是希望各位少生病,希望各位一旦生了病之後,能知道怎麼做才是最好的一種治療,不要錯失治療時機,不要尋求錯誤的醫療,反而更傷害自己. 人們能懂得一些基本觀念,會比醫生光是開藥或開刀更有用.

p.s.:我沒聽過有人說台灣會死幾百萬人,是誰這麼說?

目前禽流感的疫情就像威力不明的原子彈還沒找到按鈕，在按鈕被按下前是很安全的，但是一旦被找到而且按下了按鈕，後果就很難說了，這個按鈕就是病毒的突變，從禽傳禽變成禽傳人再變成人傳人.

董事長，可以請教您一下嗎？接種流感疫苗與克流感有沒有用呢？因為目前媒體的報導都不盡相同，而且有的說的不容易懂。可以請您用簡單的說法讓我們了解一下嗎？謝謝！

陳真,我猜你的螢幕解析度超過800*600,這樣看行動部落格或是其他很多解析度設定為800*600的字體都會變很小.如果你是用IE的話,可以點選[檢視-字型]選擇'較大或最大'.如果是FireFox也是點選[檢視-文字大小]選擇放大.還有一個方法是到控制台變更字型大小的,不過這個變動稍稍複雜些.

沈從文〈友情〉
　　一九八○年十一月，我初次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一個小型的演講會講話後，就向一位教授打聽在哥大教中文多年的老友王際真先生的情況，很想去看看他。際真曾主持哥大中文系達二十年，那個系的基礎，原是由他奠定的。即以《紅樓夢》一書研究而言，他就是把這部十八世紀中國著名小說節譯本介紹給美國讀者的第一人。人家告訴我，他已退休二十年了，獨自一人住在大學附近一個退休教授公寓三樓中。後來又聽另外人說，他的妻不幸早逝，因此人很孤僻，長年把自己關在寓所樓上，既極少出門見人，也從不接受任何人的拜訪，是個古怪老人。
　　我和際真認識，是在一九二八年。那年他由美返國，將回山東探親，路過上海，由徐志摩先生介紹我們認識的。此後曾繼續通信。我每次出了新書，就給他寄一本去。我不識英語，當時寄信用的信封，全部是他寫好由美國寄我的。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間，我和一個朋友生活上遭到意外困難時，還前後得到他不少幫助。際真長我六七歲，我們一別五十餘年，真想看看這位老大哥，同他敘敘半世紀隔離彼此不同的情況。因此回到新港我姨妹家不久，就給他寫了個信，說我這次到美國，很希望見到幾個多年不見的舊友，如鄧嗣禹、房兆楹和他本人。準備去紐約專誠拜訪。　　回信說，在報上已見到我來美消息。目前彼此都老了，醜了，為保有過去年青時節印象，不見面還好些。果然有些古怪。但我想，際真長期過著極端孤寂的生活，是不是有一般人難於理解的隱衷？且一般人所謂「怪」，或許倒正是目下認為活得「健康正常人」中業已消失無餘的稀有難得的品質。
　　雖然回信象並不樂意和我們見面，我們——兆和、充和、傅漢思和我，曾兩次電話相約兩度按時到他家拜訪。　　第一次一到他家，兆和、充和即刻就在廚房忙起來了。儘管他連連聲稱廚房不許外人插手，還是為他把一切洗得乾乾淨淨。到把我們帶來的午飯安排上桌時，他卻承認作得很好。
　　他已經八十五六歲了，身體精神看來還不錯。我們隨便談下去，談得很愉快。他仍然保有山東人那種爽直淳厚氣質。使我驚訝的是，他竟忽然從抽屜裡取出我的兩本舊作，《鴨子》和《神巫之愛》！那是我二十年代中早期習作，《鴨子》還是我出的第一個綜合性集子。這兩本早年舊作，不僅北京上海舊書店已多年絕跡，連香港翻印本也不曾見到。書已經破舊不堪，封面脫落了，由於年代過久，書頁變黃了，脆了，翻動時，碎片碎屑直往下掉。可是，能在萬里之外的美國，見到自己早年不成熟不像樣子的作品，還被一個古怪老人保存到現在，這是難以理解的，這感情是深刻動人的！
　　談了一會，他忽然又從什麼地方取出一束信來，那是我在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一年寫給他的。翻閱這些五十年前的舊信，它們把我帶回到二十年代末期那段歲月裡，令人十分悵惘。其中一頁最最簡短的，便是這封我向他報告志摩遇難的信：際真：志摩十一月十九日十一點三十五分乘飛機撞死於濟南附近「開山」。飛機隨即焚燒，故二司機成焦炭。　　志摩衣已盡焚去，全身顏色尚如生人，頭部一大洞，左臂折斷，左腿折碎，照情形看來，當系飛機墜地前人即已斃命。二十一此間接到電後，二十二我趕到濟南，見其破碎遺骸，停於一小廟中。時尚有梁思成等從北平趕來，張嘉鑄從上海趕來，郭有守從南京趕來。二十二晚棺木運南京轉上海，或者尚葬他家鄉。我現在剛從濟南回來，時〔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早晨。
　　那是我從濟南剛剛回青島，即刻給他寫的。志摩先生是我們友誼的橋樑，縱然是痛剜人心的惡耗，我不能不及時告訴他。
　　如今這個才氣橫溢光芒四射的詩人辭世整整有了五十年。當時一切情形，保留在我印象中還極其清楚。
　　那時我正在青島大學中文系教點書。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文學院幾個比較相熟的朋友，正在校長楊振聲先生家喫茶談天，忽然接到北平一個急電。電中只說志摩在濟南不幸遇難，北平、南京、上海親友某某將於二十二日在濟南齊魯大學朱經農校長處會齊。電報來得過於突兀，人人無不感到驚愕。我當時表示，想搭夜車去濟南看看，大家認為很好。第二天一早車抵濟南，我趕到齊魯大學，由北平趕來的張奚若、金岳霖、梁思成諸先生也剛好到達。過不多久又見到上海來的張嘉鑄先生和穿了一身孝服的志摩先生的長子，以及從南京來的張慰慈、郭有守兩先生。
　　隨即聽到受上海方面囑托為志摩先生料理喪事的陳先生談遇難經過，才明白出事地點叫「開山」，本地人叫「白馬山」。山高不會過一百米。京浦車從山下經過，有個小站可不停車。飛機是每天飛行的郵航班機，平時不售客票，但後艙郵包間空處，有特別票仍可帶一人。那日由南京起飛時氣候正常，因濟南附近大霧迷途，無從下降，在市空盤旋移時，最後撞在白馬山半斜坡上起火焚燒。消息到達南京郵航總局，才知道志摩先生正在機上。靈柩暫停城裡一個小廟中。　　早飯後，大家就去城裡偏街瞻看志摩先生遺容。那天正值落雨，雨漸落漸大，到達小廟時，附近地面已全是泥漿。原來這停靈小廟，已成為個出售日用陶器的堆店。院坪中分門別類擱滿了大大小小的缸、罐、沙鍋和土碗，堆疊得高可齊人。廟裡面也滿是較小的罈罈罐罐。棺木停放在入門左側貼牆處，像是臨時騰出來的一點空間，只容三五人在棺邊周旋。
　　志摩先生已換上濟南市面所能得到的一套上等壽衣：戴了頂瓜皮小帽，穿了件淺藍色綢袍，外加個黑紗馬褂，腳下是一雙粉底黑色雲頭如意壽字鞋。遺容見不出痛苦痕跡，如平常熟睡時情形，十分安詳。致命傷顯然是飛機觸山那一剎那間促成的。從北京來的朋友，帶來個用鐵樹葉編成徑尺大小花圈，如古希臘雕刻中常見的式樣，一望而知必出於志摩先生生前好友思成夫婦之手。把花圈安置在棺蓋上，朋友們不禁想到，平時生龍活虎般、天真純厚、才華驚世的一代詩人，竟真如「為天所忌」，和拜倫、雪萊命運相似，僅只在人世間活了三十多個年頭，就突然在一次偶然事故中與世長辭！
　　志摩穿了這麼一身與平時性情愛好全然不相稱的衣服，獨自靜悄悄躺在小廟一角，讓簷前點點滴滴愁人的雨聲相伴，看到這種淒清寂寞景象，在場親友忍不住人人熱淚盈眶。　　我是個從小遭受至親好友突然死亡比許多人更多的人，經受過多種多樣城裡人從來想像不到的惡夢般生活考驗，我照例從一種沉默中接受現實。當時年齡不到三十歲，生命中像有種青春火焰在燃燒，工作時從不知道什麼疲倦。志摩先生突然的死亡，深一層體驗到生命的脆弱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覺得相熟不過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對我工作的鼓勵和讚賞所產生的深刻作用，再無一個別的師友能夠代替，因此當時顯得格外沉默，始終不說一句話。後來也從不寫過什麼帶感情的悼念文章。只希望把他對我的一切好意熱忱，反映到今後工作中，成為一個永久牢靠的支柱，在任何困難情況下，都不灰心喪氣。對人對事的態度，也能把志摩先生為人的熱忱坦白和平等待人的希有好處，加以轉化擴大到各方面去，形成長遠持久的影響。因為我深深相信，在任何一種社會中，這種對人坦白無私的關心友情，都能產生良好作用，從而鼓舞人抵抗困難，克服困難，具有向上向前意義的。我近五十年的工作，從不斷探索中所得的點滴進展，顯然無例外都可說是這些朋友純厚真摯友情光輝的反映。
　　人的生命會忽然泯滅，而純摯無私的友情卻長遠堅固永在，且無疑能持久延續，能發展擴大。
　　　　　　　　　　　　　　　　　　　一九八一年八月於北京作

沒有人的一生無災無難無病無痛,這些都免不了. 但災難或生老病死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你面對它的一種不良態度.

態度就是一種審美觀,一種鑑賞能力,一種判斷是非美醜的方式.

我不好意思指名道姓,但我認識許多很想搶得先機並且以一種趨勢專家自居的朋友,但他們倒是我看過最無能理解狀況的一些很遲鈍很沒有美感的笨蛋;他們一心想抓住趨勢,老是喜歡以指導者自居,喜歡在事發後第一時間搶頭條,故做先知狀.但事實證明,他們的一切所謂預測或評價,全是錯的,可笑的.

喜歡充當指導者,這我沒意見,但你得真有那個本事才行不是嗎? 這樣一種本事,不是建立在當下的一種新聞走向之掌握,而是建立在對於人事物某種 "本質" 的一種深度理解.

這樣一種鑑賞能力,不管是在個人層面或社會層面,都很重要. 沒有人能掌握未來,但我們能掌握對於未來的一種態度或能力.

就好像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會死,什麼時候會走什麼衰運,但我對此無懼,因為我對未知之事有一種理解,一種態度,我知道該怎麼面對它,我知道如何掌握某種不成文的 "法則". 有了這樣一種好的態度,還有什麼風雨能使我畏懼或擔憂?

政治也一樣. 政客並不可怕,政治本來就是政客的一種職業. 可怕的不是政客,可怕的是不受控制的政客.或者說,可怕的是人們對於政治的態度,這樣一種鑑賞能力,事關重大,因為人事物的諸多後果,只是反映這樣一種美學,這樣一種品味.

比方說,某個政治人物在某地吃得開,當總統當明星當偶像,但同樣一個人,到了另一種品味的國度,很可能就吃不開了,除非他改變成另一種面貌.

人如此,事情的作法也一樣. 我不是說外國品味好,台灣差,我是說外國不怎麼好,台灣更爛.

倪匡有句話說,悲劇就是 "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淵". 他要掉下深淵了,但他自己不知道,反而還騎馬騎得很高興,得意洋洋.

不管看待台灣或西方社會,比方說美國,我總有這樣一種感覺: 人們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他快墮入深淵了,但他還興奮狂熱得很,還以為自己在替天行道呢.

美國官方智囊,評估美國本土在未來十年內遭受核武器攻擊的機率大於 50 %.

但這個機率,並不是宿命的,它只是一種 "果";你種了什麼 "因",就會收穫那樣的 "果". 你的美學道德品味或你的理性能力等等這一切,綜合成一種鑑賞能力,這能力,決定了你將得到什麼樣的後果,以及你將對別人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我反覆只能談這個,因為我沒有超能力,也不是囝仔仙,不可能替你改運或改風水,不可能替你事先移除風風雨雨,我們能做的,不是叫風雨不要來,而是讓你明白風雨是怎麼一回事,它是怎麼來的,以及哪些可避免,哪些不可免,當不可避免的災難來時,該怎麼面對.

當你回頭看人類的歷史,感覺就像同一部片倒帶反覆看好幾遍,劇情都差不多,導演手法也差不多,演員嘴臉更是彼此神似. 或許就像同一部片,同時在世界各地上映.

歷史不斷複製自身,似乎就像一種逃不掉的詛咒和宿命.但儘管如此,隱約中,你還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有些災難場面顯然可以避免.但要避免它,不是靠什麼偉大的政治家或英雄烈士,而只是靠一種 "微調",眾人只要稍微調整一下你的態度,稍微調整一下你的眼光你對是非美醜的評價方式,整個世界似乎就會逸出一個乍看命定的軌道,向一個災難比較少的方向走去.

五光十色的喧囂世界,有些東西因其不夠酷炫或缺乏物質基礎,因此從不被聽見. 但它就像一種數學原理或物理法則,不管多麼無趣,多麼缺乏市場,世界事實上是依據這樣一些法則在運轉,你不理它,它會理你.你不屑一加一等於二,但一加一還是等於二.

你不鳥它,不屑它,摀住耳朵,當做沒聽見,但它還是會起作用,終究你還是得回過頭來,看看人類自導自演的這部歷史長片,為什麼同樣的故事一再重演,為什麼許多事居然可以 "預見". 因為那根本不是一種預見,就好像我知道一加一等於二並不是一種預見一樣.

如果要給這些想法,派給一個學科屬性,那我們顯然不是在談政治學,不是在談心理學,而是在談一種跟數學或邏輯很類似的東西.

跟這位 YUJUNG 老兄(或小姐)一樣,我也很崇洋,如果不崇洋,怎麼會把人生最好的十年時光,以一種近乎清貧的方式,在寒冷孤單的異國它鄉渡過.

跟你一樣,每當我看到西方人對行人與車輛的態度,看到他們對行動不便者的體貼和禮讓,看到他們對人的尊重,心裏免不了有一種惆悵.

我常說哲學或思想很蒼白,意思是,它得有一種熱情和生命在裏頭,才有力量. 它並不是想像中那樣蒼白,也許在不知不覺中,人們還是受到它的影響.

在台灣,我覺得孔子或老莊等等,就跟蔣公一樣,只是一些作古的人,他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是一些 "嘉言錄",一些試題,但在西方,處處似乎都還是蘇格拉底或康德或羅素或維根斯坦的影子. 他們的價值不在提供一套救國救民的方針,也不在提供某一種品味或見解,而是提供對於品味的種種疑惑或思考.他不是要告訴你某一種可能,而是要告訴你種種有關 "可能性" 的思考.

好幾次在火車站見到肢體不方便的乘客正嚐試上下樓梯到不同月台,他們那種努力與柺杖奮戰(即使愛心路人甲乙丙多)或旁邊親友辛苦扛輪椅的情形,每見到我就一股氣上來;更慶幸自己四肢健全.這些累積事件讓我變得很’崇洋’,不是Louis Vuitton或 Gucci或Chanel之類,我'崇'的是許多歐美國家對弱勢族群的照護.

關心出現在公共交通工具及設施上.在那些國家,輪椅及娃娃車整個隨人上車稀鬆平常.反觀台灣,公車火車的階梯與火車站上下月台樓層的設計,像是赤裸裸明示”行動不便,乘坐輪椅者或娃娃車我們不歡迎!這些族群想出門請自求多福”在我'崇'的那些國家裡,我看到的是不只政府,也包含一般民眾對肢體行動上弱勢的體諒,更正確的說,應該是大眾清楚知道那些弱勢族群為等同自己的一般人,有相等的應享權利.

台灣對弱勢的缺乏照護也顯現在教育資源上.例如,數星期前,新聞報導因上個月那件玻璃娃娃判決事件,讓很多學校拒絕再收罹患相同病症的孩子以免招惹麻煩.聽到此事前,我沒想過施行義務教育學校可以因學生身體障礙問題拒絕他們入學(不知那些校長名單上拒絕往來戶還包括哪些疑難雜症學生?),我明白校方可能缺乏特殊教育資源,但我就是沒辦法停止想: 孩子的父母若恰巧不認識高官或權貴或學校教職人脈,這些'麻煩小孩'是否只有乖乖認命一途?他們的基本權利呢?

難道,在台灣,落實每個學童不論條件的就學權利不會比李遠哲聖人弄了十年的'狗屁倒灶教改'(我那擁有兩個國中學齡小孩的姊姊的評語)屬更基本必需進行事項?沒經費?哈!對照每年購買美國陳年武器討米國人歡心花的錢??